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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空間:為漢字說句公道話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1-05-14]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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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質平教授

──近現代中國的漢字改革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整理

 當周教授娓娓道來過去幾十年來,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是怎樣把他們從小學習的漢字貶到一個卑劣的位置上,在座聽眾也就多少能感受到他們當時對國家前途是如何的絕望。周質平教授於1970年畢業於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1974年獲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學位,1982年獲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談近代中國的漢字改革,要先從它的背景開始說起。早於鴉片戰爭,即1840年以後,中國人被英國人打敗後開始興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提倡。到了甲午戰爭(1895年),台灣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後,中國知識分子都質疑「為何中國人如此落後」。有見及此,愛國分子紛紛提出種種改革方案。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改革方案遍佈各層面,文學、哲學、史學,乃至於家庭倫常、婦女地位,無一逃過「重新估定價值」的考驗。在無數的改革方案中,最激進也最草率的,當推「漢字改革」。漢字改革是在甲午戰爭以後最困擾中國人的一個問題。雖然「漢字改革」對漢字本身的改變非常有限,但「廢滅漢字」這激進思想可謂「矯枉過正」。這一現在看來近乎荒唐的主張,何以竟能讓當時許多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為之搖旗吶喊、神魂顛倒,實在值得探討。

 在當時知識分子的眼裡,漢字是一個非常落後的書寫工具。1892年,盧戇章在《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廈腔)》裡提出要把漢字改成一種拼音的語言。他說:「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基於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定,凡字無師能自讀,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相信大家都有學習英語或外語的經驗,拼音語言真有盧學者所說般容易嗎?真能「讀於口,遂即達於心」,若真的那麼容易,為甚麼今天還有一群學了十三年英語還學不好時態、搞不清假設句用法的莘莘學子?更不說那些連動、名詞都要分性別的外語!顯然,盧戇章提出這語文改革的動機是求富強,而非單就漢字的優缺點來評論、修訂或改革。其實,語文改革早已變成愛國的議題,改變文字是手段,真正目的是熱切的渴望國家立刻富強起來。

 其實,近代的愛國分子為了國家前途,都是敢於作夢的。從康有為的「大同」到梁啟超的「新民」、孫中山的「民國」、胡適的白話文,都呈現一班年輕人追求理想的豪情。但可惜的是「五四」前後開始提倡的世界語只是中國人的一場春夢而已。早在十七世紀,歐洲已有人提出世界語的這個概念。大概於1887年,由波蘭人柴門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1859—1917)所制定的Esperanto最為著名,影響也最大。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推行的,正是Esperanto。Esperanto是柴門霍夫在發表這個語言時所用的筆名,(Doktoro Esperanto)原意是「企盼者」(One who hopes),亦即「希望」之語。他所制定的Esperanto是以多種歐洲語言為基礎,並將它規範化。

 根據20年代一些討論世界語的文字,都說世界語簡單易學。但對中國人而言,它不折不扣是個「外語」。而學習外語,少有能簡單速成的。況且,在20年代那樣經濟、交通和教育的條件下,處處是文盲和方言。即使提倡說普通話,寫漢字都是難乎其難,更何況是一個人造、虛幻的世界語呢?然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對世界語卻是「傾慕不已」。錢玄同在1918年8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二號上,有以下一段話,最能代表當時提倡世界語者對未來的一種幻想:

 「國語既不足以記載新文明,改用某種外國語文又非盡善盡美的辦法,則除了改用Esperanto,實無別法。況Esperanto是改良的歐洲文字;世界上既有這樣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製造這種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國人誠能棄其野蠻不適用的舊文字而用之,正如脫去極累墜(原文如此)的峨冠博帶古裝,而穿極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裝也。」

 從這種對世界語過分美好的憧憬中,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對祖國語言文字的輕蔑和鄙視。諷刺的是,柴門霍夫在制定世界語時根本沒把亞洲語言考慮在內。而且在中國,幾乎所有鼓吹世界語的文章都是用「該死」的漢字寫成的。中國人提倡世界語,雖是一廂情願,但也不難察覺中國人試圖在學習語言這層面上,讓大家都站在同一個起點。大家都從「零」開始,各憑本領,看誰先突圍而出。儘管世界語的理想高遠,奈何世界上沒有以「世界語」為母語的人,那世界語之所以不能成為「大眾媒體」豈不顯然。一種無人作為母語的「語言」,那只是少數人發明的符號和規則,那才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語言」。打個比喻,如果當年推行國語時,制定的國語是北京話、吳語、粵語、閩語等方言的一個混合體。這樣的「國語」,表面上看來,照顧到了各個方言地區的老百姓,而實際上卻只是一種虛幻的語言。

 然而,這樣一種虛幻的人造語言卻讓不少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之神魂顛倒達數十年之久!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小說作家巴金。巴金在五四前後就開始學習世界語,往後六、七十年間,他依舊對世界語抱著無窮的信心和充滿浪漫的幻想:「經過這次大會,我對世界語的信念更加堅強了。世界語一定會成為全體人類公用的語言(頁84)。」魯迅也不反對世界語,但對漢語充滿反感。1936年,魯迅受訪時也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五四人物論文字改革往往因果倒置,以為中國之復興有賴於漢字之改革。卻不知漢字漢語之復興,實有賴於中國之復興,過去30年來,漢字漢語在國際上之受到重視,已為這一論斷做出最好的印證。漢字簡化,不只是一個筆劃繁簡的問題,也是一個古今的問題。所謂繁體字,可視為20世紀中期以前之「古體」,而簡體字則是「今體」,所以周教授主張將繁體字翻譯為「old form」,簡體字譯為「contemporary form」。這一譯法更符合文字進化之實際情形。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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