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國森
香港的學制長時期跟隨英國，中學五年、大學預科兩年、大學本科三年。以後改回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回歸世界主流，跟中國、美國接軌。中學加大學合共十年則不變。大概五六年就是一代中學生，由此粗略估計，過去香港每十年就是兩代的中學生。
如果我們要探討「香港年輕一代中文水平日益低落」這個話題，其中一個做法，應該是比較今天、十年前、二十年前，以至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中學生學過些甚麼中文。
二○○七年香港中學會考中文科改制，廢除世代行之有效的範文讀本考核。過去指定要全港中學生精讀數十篇文章（當中有少量詩歌），特設考卷考核同學對這些範文的理解，間接逼使學生要熟讀、熟記，亦成為一代中學生的集體回憶。歷年以來課程屢有更改，但不同年代的中學生，仍大有機會讀過相同的許多篇古文，成為跨世代的集體回憶。新制度下不再指定範文讀本，即是說考生可以不曾熟讀一篇古文、一首詩歌（今體詩或詞曲），就可以進場考試，考得合格甚或優良成績。新制度切斷了新一代中學生跟父兄輩、祖輩在中國語文教育的集體回憶聯繫。舊日的香港中學生或會驚覺今天的中學生（可能是自己的兒孫輩）竟然不知道諸葛亮的《出師表》、蘇軾的《赤壁賦》或是周敦頤的《愛蓮說》；又或者不曾聽過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維、孟浩然等名字；再甚者，連李白、杜甫也不知。
《三字經》有云：「教不嚴，師之惰。」老師之「惰」，源於官員之「惰」。今天如有香港中學畢業生不識孔、孟，不辨漢、唐，那該算是誰之過？個人認為官員的責任，比老師重得多。不指令中學生讀古文的政策，是香港教育當局官員的新發明。中國內地和台灣的中學都沒有這番創舉。我非常擔心，再經歷兩三代中學生之後，香港年青一代對中國語文的基本認知，將會貧乏得叫海峽兩岸的同胞瞧不起。
手頭上沒有太過「遠古」時代的材料，只有三數本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中學會考中文科讀本，發現儒家經典《四書》裡面的《大學》和《中庸》都榜上有名。也就是說，今天七十歲上下、曾在香港唸完高中的一代，都在課堂上讀過老師講授《大學》、《中庸》！今天莫說大學生未必知有這兩篇文章，即使中文系畢業生亦未必讀過（實際看過原文）、聽過（聽人家說過有這回事）。
一下子復古當然不可能，今天青少年人要掌握的知識、接觸科目比父祖輩多，但能夠用在學習的時間卻少，學習古詩文的量很難跟父祖輩看齊。香港官員反對讓中學生多學古文還有兩個大原因，一是「文言文無用」，二是學生力有不逮。後一理由不成立，若是有用而必須的知識，怎樣難也應該要求同學努力嘗試。前一理由則體現香港官場有許多人徹底輕視中國文化的心態，文言文對金融市場上的投機當然沒有直接、或可以實證的作用。只不過文化傳承、集體回憶等等可以促進跨世代溝通的事物，其實很難用貨幣單位來衡量其價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