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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朗天的〈水鳥〉很險，因為它差一點點就複印了陳汗在《滴水觀音》所重複述說的、關於一個精神長期壓抑的電影編劇的故事——如果〈水鳥〉沒有這一段引言：「媽媽說，鳥兒和魚類是不會相遇的，她忘記了海鳥，更不懂鯤鵬。他惟有在汩汩而流的天河邊，虹宇下，為沒來由的甚麼哀愁。」
如果〈水鳥〉並無鐵男對來訪的女子瞎扯，並無讀與寫的思辯，就只是一個懷才不遇的故事：「Deleuze在一次訪談中提到，讀書有兩種方法，第一種是當書是一個匣子，人們從中套取signified，夠變態的話便從中尋找signifier；人們可以生產關於書的書，在匣子內製造新的匣子，也可以匣子外尋找更大的匣子。閱讀和寫作不外乎符號操作的遊戲……」「然而，讀書也有另一種讀法，便是不視書本為符號的載體；書歸根究底成為一種機器，讀者要問的只是這機器靈不靈光。閱讀成了一種接駁，接通機器便能生產意義，一便是接通，一便是接不通，不需要處理符號問題——例如理解，例如詮釋。這樣的閱讀，其實是創作。」
〈水鳥〉真的很險，但履險如夷，此所以我喜歡，尤其喜歡它的收結——到了最後一段，當鐵男回到家裡，正在抹地的包租婆突然抬起頭問他：「唏，林先生，久不久便來探你的那個女人，是你的妹妹？」他吃了一驚，反問：「你怎知道的？」包租婆臉上抹過一絲詭異，說：「啊，你們長得其實很像，沒有人告訴你嗎？」
那是王爾德所說的「不敢直呼其名的愛」——「他發過跟今天一模一樣的一個夢！有人一面抹著地，一面認出了他妹妹」，「但他為甚麼會承認的？他竭力回憶，是否夢裡他也認了？」那是另一場「駭夢錄」。青年麥克尤恩也有類似的噩夢，他謔稱之為Homemade，這故事以第一人稱描述了十四歲的「我」與妹妹Connie玩「爸爸媽媽的遊戲」：一些詞語從她嘴唇上蹦出來，「感覺那麼奇怪而無意義，對我而言，從某方面來說我也這麼覺得。這個遊戲只是為了賦予遊戲的意義。」
沒事，那只是短篇小說集《最初的愛情，最後的儀式》的其中一篇，犯不著被第一人稱嚇怕，這個敘事的「我」，也許只是像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博爾赫斯與我〉末尾所言：「這些年來我一直力圖擺脫他……但是這些遊戲現在已成了博爾赫斯的了，我必須想出點別的遊戲來，這樣我才會銷聲匿跡，才能失去一切。於是一切都會被遺忘，會成為那個博爾赫斯的。我不知道究竟是我們倆中的哪一個寫下了這一頁。」
對博爾赫斯、麥克尤恩乃至朗天來說，這樣的一個戴上別一人的面具的「我」（或不同人稱的敘事者），極可能都是一些與身處的社會存有某種程度的疏離以至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或是以語言的面具代言的反社會的人。但他們也許必須承認，他們跟不同人稱的敘事者並不是毫無關係的，或者就如青年麥克尤恩所言：「他們是我被排斥感以及對世界的無知感的戲劇化……」
在此一前提的語境下，「戴上面具的書寫」恰好就是掩飾身份以突顯「心色」、以反社會為「建碼」及「拆碼」基礎，從而介入小說藝術的一種「綜合文體」，〈水鳥〉由是與《心色密碼》的「自由聯想」出奇地一致——即使那不一定是同一個鐵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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