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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文學世家的葉兆言，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創作至今，作品總字數已過400萬字。他在寫作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好的光陰，濃厚的民間情懷與文人氣質也始終伴著他，加之身處古城南京，金陵的水土蘊育了他文字裡豐厚的懷古底蘊，因而他身上有那種格外平靜隨和的氣質。對於江蘇創作者的整體生態，他看來十分滿意並認為：「這和江蘇地緣因素有很大關係」。江蘇的經濟發展，在中國內地不但地位高，還因著歷史傳承的關係，而具有京滬等許多城市所沒有的平和寫意，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葉兆言的心境難脫這大環境的滋養浸潤。
「相比我的前兩代父輩而言，中國過去百年中最適合文學發展的就是近些年。」他說：「我很幸運，我的父親和祖父（編按：葉兆言祖父是葉聖陶）只能拿出10%至20%精力去寫作，但我可以拿出95%。」葉兆言所經歷的，是中國作家整體生存狀況最好的三十年，沒有戰爭、動亂與政治運動，在六、七十年代思想成熟，在80年代動筆，所以他是知足的。「我熱愛寫，也能寫，這已經很好。」
所有的文學都要創新
至於身為文學創作者所面臨的現實矛盾？他認為這種假想出的矛盾並不存在，因為他的行當以小說為主，而寫小說對寫作者所提出的挑戰，並非來源於制度，而來源於創新的能力。「所有的文學都要創新，要繼承，要找出和前人不一樣的東西。」那麼有沒有哪些東西不能寫？在葉兆言看來，文學本身就是一種反動、反模範的過程。他反而認為當代內地作家面臨的最大困境，是已經百無禁忌。「柏林牆時代，東歐那麼多作家有清晰的方向，他們的讀者也有。可是有一天沒有那道牆了，作者卻迷失了。」對於中國作家而言，也是一樣，創造新的東西，找到新的視點，才是最大挑戰。不再是過去那個「出界」可以化為暢銷元素的年代，如今的大陸作者想踩邊線，卻發現根本沒有邊線。葉兆言強調他特指的是小說藝術，華文小說創作中的容忍度，遠遠大於影視等媒介。
「所以我有些懷念那個政治禁錮的年代」他笑道：「如今，假如你用文學去表達社會現實問題，會有些可笑。因為其他媒體早已一早參與進了紀實過程中去。」但文學不同，文學所發生的效力是潛移默化，而現實中又充實著太多可以傷害文學的活動，譬如商業化、譬如用噱頭包裝等。影響作家保持個人良好心境的誘因也很多，生計、戀愛，太多了，雖然文學很脆弱，但葉兆言的心卻很樂觀，他的相信，一如福克納的態度——真正好的文學，是傷害不了也擋不住的。換言之，能被現實傷害的，並非真正的文學。
今天已非閱讀時代
當代文學的好與壞、成與敗，不該由身在其中的當事人去判定，但如一定要抱以客觀立場的去審視大陸作家生態，葉兆言認為整體而言，有著十足可觀。「語言能力就有著進步。」他說如果將1949年前的內地一線作家作品與當今的一線作品做個對照，便很明顯。「因為如今是有著很多人努力。文學需要的，是群體」。無論是西方的莎士比亞時代，還是東方的唐詩宋詞創作高峰，文學都是靠一大批懂的人協力推進的。
不過，仍必須面對這樣的現實：「今天已非閱讀時代。」他指出：「文學已相當邊緣化，閱讀只有更邊緣化。」當下的時代是一個話題時代，人們所關注所熱衷的，不是閱讀，而是話題。「很多人不是看了一個作品之後去評價它，而是聽了對這個作品的議論之後，進行評價。」閱讀本身不再重要，在葉兆言看來，其實並無不妥。「這是符合歷史潮流的。」他的態度極為理智——世界上有那麼多美好的事情，不閱讀一樣可以生活得很幸福。但作為一個閱讀與寫作者，他個人認為「不能享受閱讀是可惜的，你不享受，那你吃虧。」這件事和高雅、見識、博學並無關係。「也不必要用標籤嚇唬人，沒有甚麼是必須要讀的。」他認為媒體整日推廣讀書風氣，其實未必那麼必要，「這不是我作為創作者的困境，沒有人要讀書，絲毫不影響我寫作。」在他而言，讀是人生的一大快樂，寫是一種巨大的享受。
就像唐時，詩人寫詩，是源於想寫的動力，而不是為著出名——當時連讀詩的人都不多，按葉兆言的話說：「不過是小圈子裡傳閱一番。」但我們卻能想見李白等人可以從中獲取到的樂趣與得意。葉兆言坦言，人生中有太多無聊之事，就比如你在機場而飛機誤點，假若手上正好有本可以帶來閱讀快樂的書，便是至好的事。
文學沒有「人」便無前途
「每個時代對文學的要求不同」，正如那句人們朗朗上口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其實放回大的歷史序列中，便能還原出宋朝時河南人前往蘇杭躲避戰亂的當時語境，它是文學表述，但對於民族史而言，卻是充滿痛苦的戰爭年代才應運而生的句子。文學的思考從來關乎於人，談的亦是人的問題。葉兆言認為，文學的功用不是告知以人「紅燈停綠燈行」這樣的事實，它的思考角度是獨特的，完全不同於有些人所想像的諸如用文學作品反貪污腐敗。
沒有「人」的文學，在葉兆言看來毫無前途。他說自己是個既悲觀又樂觀的人，畢竟那麼多人在從事這個志業，因為它的美好。而他的思考又始終立足於人，正如他眼中巴金最好的作品不是以反封建為主題的《家》，而是控訴人類深層困境的《海雁》。因為《海雁》中那種妻子與母親對同一個男人之愛的不兼容與相互傷害，不是消除封建制度就能解決的人性問題。「文學必須往裡走。」他說：要走得更深更遠、一層一層抽絲剝繭。」正因為他懂得從人出發，才會對許多看似合理的「進步」現象打個問號。「就像自由婚姻是不是真的完全比包辦婚姻好？從人的角度出發，有時候，不一定。」
看似蜻蜓點水的一個例子，卻能觸動我們內心的深邃思考——按葉兆言的話說：「文學就是立體而複雜的，就是深不可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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