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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顧文豪的初始印象源於聽過的一個對他外形之形容——少年陳丹青。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頓時為我勾勒出了一個知性而侃侃的年少書生形象。他從海上來，復旦大學高材生，在學校就以善於對中國文化展開思辨而聞名。而見到他本人之後，則覺其形貌十分貼切於他為本土一間副刊所撰寫的專欄名：「在民國」。不是說外形上扮民國范那種，而是氣與神；人是清瘦的，談吐時講到興起，眼神裡會閃過帶點執拗的亮光，少年氣盛，卻有著博覽群書過程中沉澱下的一份含蓄。這樣一個人物，或許正如他自己所界定的那個自我：是個「讀書人」。
按顧文豪的話說，「讀書人」是老百姓的價值觀。他喜歡這個標籤。他說中國內地讀書人多，做書人少，就以香港書展為例，這樣的活動其實讀書人也根本辦不下來。因而「讀書人就該做讀書人做的事情」，否則？「是要出問題的。」
但讀書人到底可以用自己的眼光做些實質事情。他心念及此，便讚起香港書展的好。「至少主辦方願傾聽一班文化人的意見。」相比起來，內地就散亂得很。他曾參加過某報紙的建設會議，聽到人稱這份報紙是辦給知識分子的，頓生質疑：「那麼要面對的究竟是哪一類知識分子？」類似的所謂文化推廣活動大同小異，只有可說性，見不到可行性，更充斥奇異論斷。這樣的大環境之下，他更清醒於自己想做什麼—「愛默生說文化是有潛能的，我想找到一種對接的途徑。」
「港台風」的誤會
內地的「港台風」近年愈演愈烈，一系列港台作者的名字藉助媒體、作品、電視訪談，成為內地讀者的寵兒。但顧文豪卻冷靜解讀這一現象，他以自己的個人閱讀經驗而言，認為這種對港台文學的追捧中蘊藏了一些誤會。他坦言內地讀者其實只是對港台作者「有選擇性地」接受。「我們所接受的香港意見或說香港視野，是像梁文道、馬家輝等更接近我們審美習慣的作者，而其實真正香港本土的代表，像西西、董啟章等人，並未融入內地讀者主流閱讀中。」至於台灣的張大春、朱天文等人，在他看來則應被放置進更接近偏美學觀念、具傳統意味的華文序列之中，而非偏港台性。
「比如你隨便找一個大學中教現當代中國文學的教授，讓他講出5個港台作家的名字，他未必說得出。」顧文豪認為這恰恰反映出了內地與港台美學觀念的差異。因而港台文學在大陸大受歡迎？「這完全是誤會。」港台文學的確衝擊著主流場域內的文學觀念，但必須承認內地讀者是不習慣的。「為甚麼我們讀董啟章或是駱以軍時，覺得讀不下去？」這背後根本是兩種價值觀的呈現。他指出：「香港其實是個很中國的地方，近似於清朝，政府公函中都會使用台端的稱謂」但大陸則沿襲了文化思想高度統一的傳統。
來香港書展見到這裡的文化群落，顧文豪反觀內地經驗：「北京也有圈子，不過是利益共同體。」而港台的媒體性寫作氾濫，在他看來則是極好的事。他笑言：「香港是知識分子寫專欄，我們是寫專欄的人變成知識分子。」這揭示出了內地文化生態的疲軟匱乏——「一件事情的技術性操作，怎樣是對的？知識分子卻都搞不清。」最簡單的例子是超女選拔，一人多票，竟被不少評論人稱為民主，荒唐得缺乏常識。「民主是甚麼？一人一票最基本的呀。」顧文豪指出這是全方位匱乏，且是長期匱乏所導致。
民國百年與公共知識分子
顧文豪受邀來港演講的講題是解讀中國閱讀界的三個關鍵詞，但逐一審視，其實可以被稱之為三個誤會。「港台風」的誤會澄清之後，還有「民國百年」與「公共知識分子」的誤會。
今年既為辛亥百年，一眾民國題材的作品、影視、文章自然被拿出來重讀熱炒，大家起興得很，可對這位「在民國」的聰慧讀書人而言，又一眼看出其中的破綻。顧文豪表示，首先大家要搞清楚，辛亥百年和民國百年根本是兩回事。「辛亥百年，是國共兩黨的歷史都能放進去自我代入。」但民國百年是什麼？「群龍無首」。在中國這個最需要最期盼大師的社會之中，民國恰恰只盛產了魯迅等一班小師。顧文豪說：「中國需要言論界大師，其實反映出了人們需要主旋律的聲音，需要一種規律，一種基調。」換言之，是民眾期待被統一思想的變態反應。
那麼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時髦話題也就應運而出。顧文豪調侃道：「可是公共知識分子，要有知識呀。」他直言不諱指出，內地連公共空間都寥寥，因而高產的是媒體知識分子，談不上公共。「概念不能混淆。」按他的話說，在內地做專家太容易，「凡事只要不給出一個確定性結論，自然是專家。有知識的人卻不給民眾明確的知識。」這是因為人們將知識分子視為他們的發言人，「不能背負之重啊，這根本是清官式思維。」言及此，他眼裡開始發亮，「公共知識分子要站在真理那邊，可我們的公知，很快就被民眾異化為炮筒。」背後沉默的才是大多數，他稱之為：「無聲的中國換來有聲的渠道。」
那麼可以如何？顧文豪心知肚明，在哪裡做文化人都是困難的，但不論市場需求多少，都有其價值在其中。他誠懇道出自己內核中的善意祈願：「我希望大家知道，原來還有這樣一些人。」年紀雖輕，做書評的日子卻已不短，他說他在意的是告訴讀者讀一本書可以有幾條路，提供給讀者以新的角度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的話語真的單一，動不動就出一個流行語，這說明我們不得不用最低成本去溝通。」找不到更多方式，何其可悲，那麼總歸需要清醒者來啟引路人，要讓文化往下走，要讓它有趣。
「我們不必動不動就要發現自己，好像人人都要變成柏拉圖。」顧文豪覺得這樣做文化很可怕，「難道要13億人裡10億都讀管錐篇？」其實各取所需才是好的。他認為文化最終仍直接體現在行為方式上，而知識的傳承並不代表文化的傳承，更不代表價值觀，惟望內地的文化人能夠更加開放，文化氛圍亦將隨之變得可觀與多元。唯望，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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