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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戴道華
QE2對美國經濟的刺激有限，這一判斷從QE2的效果就可以得到證實。在QE2實施的2011年上半年，美國經濟按季僅以0.4%和1.0%的年率增長。失業率雖然從2010年底時的9.4%一度降至8.8%，但在QE2結束時卻又回升至9.2%。另外，雖然期間美國國債2年期收益率從0.60厘跌14bp至0.46厘，10年收益率從3.30厘跌14bp至3.16厘，30年定息按揭利率從4.86厘跌35bp至4.51厘，但美國樓市仍未見起色，S&P Case Shiller 20大城市平均樓價指數期間反而從開始實施QE2時的按年跌2.43%擴大至跌4.52%，據此，除非QE3買債規模大至足以產生震撼效應的萬億美元，否則如果僅與QE2的6000億美元看齊或更小的話，恐怕其刺激經濟的作用將不明顯。
如果在QE3之下美國經濟僅能以2%左右的溫和速度增長，則對中、港乃至亞洲經濟難以構成重大支持。近年，隨著亞洲區經濟的快速增長，亞洲區內貿易像歐元區一樣培育出了一個良好的內部循環，即使來自美、歐的最終需求不理想，但中國內地的出口和香港的轉口卻能夠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長。不過，在美國內需不能有力復甦的情況下，兩地出口的整體增長水平恐怕難以十分強勁，中國商品出口的增幅可能不到20%，而香港商品出口的增幅則可能為單位百分比數字，出口這一對外經濟引擎或會處於慢熱狀態。
對民生及金融穩定均不利
而在內部，中、港乃至亞洲區經濟體相信都會感受到量化寬鬆在通脹方面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迄今為止，在亞洲無論是實行浮動匯率、跟一籃子貨幣掛鈎匯率還是聯繫匯率的各經濟體均要一手防範美國經濟可能再次衰退的風險，另一手防範量化寬鬆所帶來的通脹風險。中國內地、印度、韓國、香港、新加坡的最新通脹分別為6.5%、8.6%、4.7%、7.9%和5.4%，均到了無論對民生還是金融穩定都不可以掉以輕心的水平，需要以貨幣和/或匯率政策去加以控制。消費物價通脹有相當部分是可以追溯到美國量化寬鬆放出的流動性加上美元貶值對全球農產品和商品價格的刺激之上的，例如在QE2實行期間，CRB商品指數一度較2010年底升逾12%，紐約期油一度從95美元升逾115美元一桶的水平。
房地產價格泡沫風險大增
除消費物價之外，資產價格通脹尤其是房地產價格的泡沫風險更是中國內地、本港乃至亞洲區各經濟體的共同隱憂，控制過鬆，就有經濟整體呈現泡沫的風險，控制過嚴，就有房地產泡沫步美國後塵爆破的風險，美國量化寬鬆所釋出的流動性是背後的一個推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貨幣政策一再放寬，中國貨幣政策卻一再需要收緊，存款準備金率已被調高至21.5%，基準存貸利率也一共上調五次。其他亞洲國家也各自採取加息、資本管制、匯率升值等措施加以應對。
香港在無法採取貨幣政策、資本管制和匯率政策的情況下，就在財政和房地產相關領域採取措施。未來如果美國應對經濟再次衰退的風險而啟動QE3，便會對中國內地、香港乃至亞洲的政策制定者出新難題，即出口有可能受其影響，但同時通脹和資產泡沫的威脅同時存在。但如果美國在經濟依然溫和增長之下執意推QE3，則亞洲各經濟體恐怕仍需繼續執行貨幣政策收緊、資本管制以及匯率升值等措施以求自保。
（摘自中銀香港財經評述，《評估美國推出QE3的可能性及其影響》四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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