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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元代的提刑按察使胡祗遹，說過一句我們聽起來有點氣餒的話。他說：「禦史台、按察司彈糾貪污，申明冤滯，實省部諸司之藥石也。省不知與己為助，反視之如仇讐，百端沮抑。是以近年以來當是任者全身遠禍，閉口不言。」這可能是針對地方不理解監督所發的感慨。他又說：「按察司今已三四歲，不過翻閱故紙，鞭撲一二小吏細過而已，不聞舉動邪正，勸激勤惰。」監督的領域極其寬廣，法律規定了監督者的各種權力，如言事諫諍、彈劾官吏、司法監察、財政監督等等。胡祗遹發出的慨歎，初看與理論有些許相悖，實際卻透出一種無奈，是現實的一種寫照。我們常說監督之難，究竟難在何處？不是理論上表述得不清晰，而是實際執行起來掣肘於無形，不能對官員實行有效的監督。不能監督，而偏又不得不做出監督樣子的時候，就只能翻讀一下舊書報，抓一抓小案子。
胡祗遹在元朝出任過許多官職，以精明幹練著稱，頗具聲譽。他的歎息，不僅僅說明元朝監察官員的生存狀況，更是專制社會監察體制的境遇。在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監察官員常被驅如奴婢。譬如唐景雲二年(711年)，僧人慧范自恃有太平公主撐腰，為非作歹，逼奪百姓店舖，州縣官員見了不敢依法治理。御史大夫薛謙光，覺得此時正該他說句公道話的時候，於是上章奏彈，不料反為太平公主誣陷，被貶為岐州刺史。唐睿宗慨歎連連：「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比為所噬，御史繩奸慝亦然。若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監察官員要行使正當權力，非得依靠皇權的保護才行，否則便在求公道之前，先做了奸佞小人的盤中餐，這種情景下監督者除了尋幾處「小吏細過」之外，還能做什麼？
談到古代監督，人們常常稱讚它如何獨立，其實那是「張冠李戴」。憑什麼這樣說呢？
其一，中國封建時代的監督，只是專制制度內部的一種制約。這種制約，在聰明穎悟的君主那裡會產生很好的效果，君主不僅自束，而且給監督者更多更大的權力，可以獨立思考、判斷，然後直接向皇帝匯報。因此，明君統治時期的監督者，往往給人「獨立」的印象。
其二，有人一生依附權貴，具有一般監督者沒有的特殊性，他雖有「獨立」之名，但那「獨立」是依附高層人士的「衍生物」，與一般監督者並不沾邊。《大唐新語》載，唐長安四年（704年），監察御史蕭志忠彈劾宰相蘇味道貪污，御史大夫李承嘉責問御史曰：「公等奏事，須報承嘉之，不然無妄聞也。」蕭志忠對曰：「御史，人君耳目，俱握雄權，豈有奏事，先咨大夫？台無此例。」表面說來，蕭志忠此舉體現了監督者的獨立性，但蕭氏另外一些工夫，則讓人懷疑這種「獨立性」。蕭志忠最初依附於武三思，武三思敗後又投靠韋后，韋氏敗後，又立即投靠太平公主。投靠來投靠去的投機行為，與「獨立」到底是什麼關係？
其三，當君主昏庸無道的時候，或者君主雖然不算昏庸，卻不喜歡監督的時候，監督者的命運就不僅談不到「獨立」，個人的命運也很淒慘。明代御史蔣欽三次疏劾劉瑾，遭三次廷杖，最後被活活打死。劾奏嚴嵩者皆得禍，人們益緘其口。
中國古代監督，是帝王對朝臣的制約，是一種單方面的制約，目的是皇權不至於旁落或衰落。這種監督，與社會各階層對統治者的制約不太相同。因此，監督發生「畸變」是遲早的事。所謂「畸變」，就是脫離正常監督軌道，而使用非常態手段進行盯梢、跟蹤、謀殺的方法，比如任用特務監督大臣，使用太監監視官員。這樣一來，官員個個膽戰心驚，人人自危。監察制度本來為了杜絕非法而設，在特務橫行的時候，作用正好相反，原先的功能被破壞殆盡。明朝萬曆中期，監察御史湯兆京親眼目睹太監污辱禮部侍郎，湯兆京以為自己是御史，於是上書彈劾太監，結果觸怒了特務，被廷杖而死。在這種情況下，哪裡還會有監督？
實際上，在專制的政治框架內，太監也好，特務也罷，都是皇帝的一枚棋子，皇帝要怎麼監督就怎麼監督，別人奈何不得。在皇帝眼裡，監督者如奴婢一樣，陞遷貶黜一個人說了算，生殺予奪，也與別人無干。「盛世」帝王看重監督，那是監督者的福氣，而不是監督制度健全了進步了；末世皇帝胡亂監督，那正是專制統治者醜惡嘴臉的大暴露，正是專制者所謂監督具有的本質屬性。 （識貪．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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