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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輝
話說十一年前，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與他的中譯者李笠談詩，他說：「寫詩時，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運或受難的樂器，不是我在找詩，而是詩在找我，逼我展現它。完成一首詩需要很長時間。詩不是表達『瞬息情緒』就完了。更真實的世界是在瞬息消失後的那種持續性和整體性，對立物的結合。」此所以他寫得很慢，據說在一九九零年中風而致半身癱瘓之前，大半生才寫了一百六十多首，產量大概還及不上很多青年詩人。
這位應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坦言受過不少前輩詩人的影響，包括美裔英籍詩人T.S.艾略特，蘇聯作家、詩人帕斯捷爾納克（B. L. Pasternak），艾呂雅（Paul Eluard）和瑞典詩人埃凱洛夫（Gunnar Ekelof）。他認為詩人必須敢於放棄自己的風格，同時必須勇於做一個詩的禁欲主義者。在他看來，詩的首要美德是凝練——只有言簡，方可達致意繁。
他有一組題《論歷史》的小詩，第一首說：「三月的一天我到湖邊聆聽／冰像天空一樣藍，在陽光下破裂／而陽光也在冰被下的麥克風裡低語／喧響，膨脹。彷彿有人在遠處掀動著床單／這就像歷史：我們的現在。我們下沉，我們靜聽」；第五首說：「離房屋不遠的樹林裡／一份充滿奇聞的報紙已躺了幾個月／它在風雨的晝夜裡衰老／變成一棵植物，一隻白菜頭，和大地融成一體／如同一個記憶漸漸變成你自己」；他彷彿在說：歷史在累積過程中，悄悄地還原著生活的記憶。
他在散文詩《林間空地》這樣說：「森林裡有一塊迷路時才能找到的空地」，「農舍響著話音。這是世界的中心。但住戶已經死去或正在搬遷……農舍變成了一座獅身人面像。最後除了基石，一切蕩然無存」，迷路的人輾轉從歷史的遺址回到熙熙攘攘的人間，瞥見「哼著歌曲的電線杆子上坐著一隻曬太陽的甲蟲。翅膀收在閃光的盾牌後，精巧，像專家包打的降落傘」；收結得太好了，隱隱然聚焦於自然史與科學史的交叉點上。
我與特朗斯特羅姆的中譯者李笠有一面之緣，他曾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修讀瑞典語，介紹我們認識的上海詩人陳東東後來在《杜鵑侵巢的儀式》一文中說得好：「……翻譯家在翻譯一首詩的時候，要做的事情就不僅是『翻譯』了——翻譯家還得依據原作者提供的『詩』，用另一種語言去寫出新『詩』。」那是說，譯詩也是一種詩的創作；那麼，讀詩，尤其是讀譯詩，在陌生的語境中若有所悟，何嘗不是一種創作的參與？
陳東東說，第一次讀到李笠譯特朗斯特羅姆，是一九八五年，在上海開往成都的特快列車的硬臥車廂裡，處境「契合著這首詩的不安：「淙淙、淙淙的流水／沉悶的聲音／古老的催眠。／小河淹沒了廢車堆場，在一個個面具背後／閃爍。／我緊緊抓住橋的欄杆。／橋：一隻駛過死亡的巨大的鐵鳥」；讀詩之際，「火車行駛在一座無名的鐵路橋上，鋼鐵柵欄的陰影排隊掠過詩的空白……並給出一種閱讀的寒意。」
對，讀特朗斯特羅姆，不管誰譯的，都合該讀出寒意，比如《孤獨》這首詩記詩人有一回在雪原上遇上車禍，幸而死裡逃生：「我長時間的徘徊在／東哥特結冰的田野上／半天不見人影」，「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人在擁擠中／出生，活著，死去……」「我必須孤獨／早晨十分鐘／晚上十分鐘／——無所作為」。那無所作為的孤獨，恰似一隻甲蟲坐在電線杆上曬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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