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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姆斯特丹等待回國的中國水手們。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對現今的年輕一代而言，出國旅行是種享受至極的歷練與體驗，回家即載圖撰文與友人分享其所見所聞。然而，出國這回事對十八世紀的華人來說是個噩夢，而當時難得造訪歐洲的華人（天主教徒除外）通常都是些微不足道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小人物，他們出國不會用心觀察客居地的風土人情，回國後也鮮有留下筆錄。因此，得以從歷史陳跡中找出的資料都是零星的片段，陳國棟博士的研究工作正是把這些偶然尋得、接觸到的材料拼湊成篇，望能較完整地講述華人於十八世紀訪歐的故事。
陳博士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為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曾於英國倫敦大學、劍橋大學及荷蘭萊登大學從事研究與教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明清經濟史、海洋史與台灣史，著有《台灣的山海經驗》（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東亞海域一千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等書及論文多篇。
誰能出國
當時，中國人能出國的除了天主教徒外，還有受命出差的使者、商人、船員，其他人都不能出國。那麼，為何當時外地會有華人呢？原來東南亞早有華人流寓，葡萄牙人在1509年時曾於馬六甲遇過華人，隨後荷蘭、西班牙和英國人陸續在東南亞建立殖民地。由於從事建設、商業與生產事業的必要，歐洲殖民者招徠許多華人到東南亞居住，因此，僑居海外的華人開始有機會造訪歐洲。到了十八世紀初，歐洲的貿易公司陸續在廣州開業，生意興旺，故此常常有船舶往來歐洲與中國。中國籍水手亦有機會踏上歐洲土地，因歐洲人不像中國船員般有帶蜜餞上船的習慣，往往因缺乏維他命C而得敗血症，並死於途中。故回程時不得不在亞洲找當地水手補充人手，以致中國水手可前往歐洲。可見那時能訪歐的行徑大概有三種：僑居海外的華人於境外坐船到歐洲、經澳門坐船到歐洲，以及乘搭廣州的商船到歐洲。
清初的先驅造訪者（1735以前）
根據記載，這時期曾到訪歐洲的華人有天主教人士，亦有僑居海外的華人，當中包括沈福宗、「祖國的威廉」、樊守義、周美爹及「廈門真官」。沈福宗及樊守義訪歐的意義較大，所以主要介紹他倆。沈訪歐期間曾展示孔子的畫像，介紹中國文字與書法，提到當代中國的一些社會現象與習俗，做到相當深度的文化交流。
而樊守義是首位親歷歐洲後自己寫下記錄的華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皇帝差遣艾遜爵為信使前往羅馬晉見教宗，艾氏遂帶著樊守義同行。四十七年（1708）抵達葡萄牙，覲見葡萄牙國王，翌年往西班牙、意大利，謁見教皇，隨即留在意大利求學，加入耶穌會。期間他參觀過無數的地方，覲見過教皇兩次，會晤過許多王公貴族，更學會了拉丁文，並且取得教士的資格。
康熙五十九年（1720），兩廣總督和廣東巡撫把他歸來的情形報告到北京，康熙皇帝下令召見。京城的王公大臣對他在國外的體驗非常好奇，經常詢問，為了一勞永逸，他乾脆撰寫了一篇名為《身見錄》的長文，公諸於世。內容以他所見到的港口、城市、建築為主，議論不多，可惜這文件似乎在中國流通不廣。因此在他的年代，沒有多少中國人分享到樊守義歐洲之旅的經驗。
乾隆年間的造訪者（1736-1795）
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初年沒有找到天主教人士以外旅歐華人的資訊。十八世紀下半葉，開始看到歐洲畫家為旅歐華人所作的肖像畫。所以間接查找到不少相關資料，可證實的有林利官、汪世通、陳佶官、丹亞彩、蔡阿福、謝清高、林亞九及關作霖這些人曾到訪歐洲。這幫人當中，陳佶官的經歷最為有趣。根據研究者的敘述整理，他是位塑造人偶的匠師。他原本在廣州賣泥娃娃，在當地頗有名氣，後搭乘東印度公司船「侯峷頓號」（the Horsendon），1769年8月抵達英格蘭。到達倫敦後，他定居於市區諾佛克街（Norfolk Street）的一家帽店裡，他的作品大多是用黏土捏塑小型半身像，隨後加色，頗有銷路。
有關他最早的一項描述出現在1769年11月班特利（Thomas Bentley）寫給他事業合夥人、著名的英國陶瓷大師衛基伍德（Josiah Wedgwood）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有一位中國的人像捏塑家最近來自廣州，他也就是那些製造被帶至英格蘭的官員人偶的藝術家之一……他製作小偶像，以驚人的速度達到惟妙惟肖的效果。他能講一點英文……」他在倫敦居住的期間接獲不少訂單，他的價格是每座半身像10個金幣（guineas），全身塑像15個。據說他創作全憑記憶，作品十分逼真。他曾為喬治三世及王后所接見，為皇家「步兵」（theRoyal「Infantry」）塑造偶像。衛基伍德也在1770年的春天為他擺姿勢、當模特兒，請他塑像。
1771年的春天，陳佶官寫了一封信給住在牛津的女性友人，請她們設法為他在即將出航的東印度公司船找一個艙位。英國東印度公司給了他搭乘「格林維爾號」（the Grenville）的機會，他卻意外翻落船外，「隨潮汐載沉載浮約莫半哩之遙」後，靠著他的寬鬆衣物給撐浮起來，免於溺斃，撈起來時已經半死不活了。及後勉強回到諾佛克街，有人說他可能在1772年離開英國。但該年東印度公司船舶所有的行船記錄顯示內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就這樣，他離開英國以後的故事隱晦不明。
結語
雖然找到的記錄都很少，但不表示這些人走過沒留下痕跡，如史景遷教授曾討論的胡若望、蔡阿福及丹亞彩等人也有相關的文物且保存至今。十八世紀時，歐洲的知識界造訪全球各地，收集資料，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藉此有系統地建立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民情風俗與文化上的知識。同一時代的中國政府反倒沒有如斯概念，煞是可惜。（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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