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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伍淑賢
午宴到兩點多才散。離開時，跟來的時候一樣，那兩個穿中山裝的男人，周到地帶著我和Klaus穿過花園，送到大門口。那司機早在等著。兩個男人逐一跟我和Klaus，即是他們口中的漢納先生和夫人，握手道別。這次我學聰明了，不急急自己拉開車門，只等司機侍候。我優雅地上車，讓司機替我關門。
我很想問Klaus究竟是怎麼回事，不過不清楚司機的底細，還是沒作聲。Klaus倒是十分愉快，不時為我介紹街上的景物。
你看這飯店，就是我初來做事時候住的。他說。那時社會很動盪，根本沒甚麼事情可做，只是公司不想撤走。
那家飯店，新裝了巨型的紅紫黃三彩霓虹燈牌，雖是大白天，也可以想像晚上亮起有多霸氣。飯店在民居旁，人民照例用橫竹，掛一排排床單出來曬晾，有張床單拂拭著艷黃的霓虹燈。
Klaus又說，那時沒事可做，外貿官員也自顧不暇，根本不理我們，街上甚麼娛樂都沒有，我們幾個，終日困在飯店，有啥事幹呢？只有跟服務台的年輕姑娘聊，由早聊到晚，就是這樣學的普通話。
所以，你聽，我現在聽的說的都可以，讀的寫的，還得查字典。
轎車這時把我們送回東方賓館，司機侍候我們下車，禮貌道別走了。
我站在大堂，問Klaus是不是冒充漢納去赴宴，雖然我不知道漢納是誰，抑或Klaus根本就是漢納，只我不知而已。
電梯剛巧維修，我們走樓梯上去。他說，不錯我就是漢納，也請你不介意當一回漢納夫人。對你和你上司，我的名字是真的，不過去陌生地方做事，有時用真名倒不方便。在廣州，一般都叫我漢納先生。
我正細想他的話，經過老闆的房間，門打開了，親戚都不在，老闆一人在收拾衣服，一件件摺放入行李箱。
老闆見到我和Klaus，像遇見親人般高興，眼睛紅了。還不快收拾行李？老闆問，黃昏要趕車的。
我說早上已理好行李，只消換件便服就可以走。他的親戚送來很多土產，大綑生曬菜乾和藥材，不知如何帶得回去。
卡士這時問我，在廣州還有沒有人要找，趁有幾個小時，他可以陪我走走。我想起媽媽給我大舅父的地址，便說要去。老闆著我五點前務必回來。
這個地址我是熟悉的，因為媽媽每個月給大舅父寫信，總是她唸，我寫，然後她自己寫信封，我拿去寄，默默便背熟了地址。我以前不明白，為甚麼媽媽堅持要自己寫信封，我寫不更快嗎？後來想通了，因為舅父每次來信，全封內容連同信封上的地址，據媽媽說，都是舅父的筆跡，是一種男人鐵鈎般有力的字。內地人都用很薄的信紙，字跡穿透底下兩三張便箋。媽媽覺得，起碼信封面自己寫，情義上才對得起弟弟吧。
每次她寫信封的時候，都很快樂，好像回到那些小時住過的里巷。
Klaus叫了出租車，十多分鐘就到大舅父家樓下。
關於Klaus名字的問題，我本來有很多話想問他，不過突然要見從沒見過的舅父，我又有很多事要想。
要不要計程車等呢，Klaus問。我說，剛才太急，忘了買手信，要不要折回賓館買兩條洋香煙回來？
Klaus看看我，說，你這樣緊張，要不要一起上去？
這樣我更緊張了，我說。沒手信也罷了，反正我們每個月都匯錢回來。我獨自進去。
才進了小樓的大堂，我就讓個管事的截住，問找誰。我說了舅父的名字，那人想也不想就說沒這人，問我是不是白撞。我又說了一遍，他還是一口咬定沒有，後來有個阿姨經過，可能見我的衣著有點不一樣，站著聽了一回，便罵那管事的人：她找的就是三樓的誰誰誰啦，你不弄清楚就別亂說，人家老遠從外地來找的，累人白跑！
我謝過阿姨，直上三樓按門牌叩門，叩了十多下沒人應。舅父的小孩都很大了，舅母又不在了，他會不會是獨居，到了市場買菜，又或睡了午覺呢？我再叩門，多等十來分鐘。
從公共走廊望下去，Klaus已把計程車打發走，坐在老榕樹下等。因為是老外，免不了還是有群小孩圍著看他。他是再習慣沒有了，很泰然的樣子，有時看上來，朝我笑。
等到四點一刻，我想算了。要不要留個字條，說來過呢？身上卻沒紙筆，到樓下找Klaus商量。
經過大堂，剛才那個管事的突然變得十分熱情，說，看，你找的同志，回來了。
樹下的Klaus也聽到了，我們同時看見一個穿灰衣布鞋的男人，拎著一網籃水果，慢慢走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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