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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總監鄭啟明打電話給我，說港台劉天賜的《講東講西》節目，單談香港唯一的綜合性文化雜誌——《明報月刊》。《明報月刊》剛好是四十五周歲。我怕獨力難當，便約了專欄作家沈西城兄一起去。
兩個小時講一本文化雜誌，還是直播節目，我真是怕力有不逮。
還幸劉天賜主持的這個節目，收播率甚高。劉天賜亦諧亦莊的一路引領，加上沈西城的鬼才，兩個小時下來，竟然沒冷場。先前繃緊的神經之弦，也鬆弛下來了。
訪問中，劉天賜要我講創辦《明報月刊》的大背景。劉天賜自己早年正是《明月》的粉絲，沈西城早年也在《明月》寫稿。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香港很多中學生已讀《明月》了。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流行雜誌，更沒有所謂「淫賤」雜誌。《明月》成為不少中學生及知識界必選的讀物。
我曾讀到《信報》一篇文章，說《明月》在中產階級頗風行，中產階級的家庭，很多在茶几上面及下面放了《明報周刊》。
關於《明月》在華人社會可以生存四十五年，環顧海內外，竟然沒有一本文化雜誌可以有那麼悠長的壽命，而且還可以繼續延長下去，也是一個異數。
我們曾就此探討了這個問題。劉天賜兄要我談談我與《明月》的關係。我只好從頭講起——我是上世紀一九九一年進入《明月》的。當初這一步踏進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月》攏共十七年，那是處於上一世紀之末新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衝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麼進入《明月》，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
上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除了應王世瑜兄的邀請，在《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偌大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辦公室內。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後，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牆上掛鐘發出的嘀嗒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閒聊幾句，都是不著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約半句鐘後，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書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後，我很激動，也很衝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還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我還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紐約大學（NYU）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誌學有關。直到二年之後《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衝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說了一句：「你瞧著辦吧！」當我徵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揭櫫的「獨立、自由、寬容」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誌有什麼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更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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