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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柱
在中國古代史上，觸目驚心的貪腐案件有好多，比如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清朝的雲貴總督李侍堯貪縱營私案、甘肅捐監冒賑案、山東巡撫國泰貪污案、和珅案等。喜好總結歷史教訓者常常提醒人們：一個王朝到了末期，往往綱紀廢弛，腐敗叢生。其實，不管在哪種時期，貪污腐敗總是躍躍欲試，只要居於金字塔之上者眼光不再如炬，腐敗就會直驅而前。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都發生在朱元璋統治時期，離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時間還很遠，但與財產接觸的大臣同樣要變著方法貪污。至於清朝的一些大案，都與所謂的「盛世」有關。國家經濟欠佳時容易誘人貪污，進入「盛世」，衣食相對富足，國庫的金銀、民間的錢財，仍舊會放射出光芒，導引人伸出貪婪的手。
我們常以為貪污是封建社會遺留的影響，尤其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引誘的結果。這樣算賬，不僅縮短了人類貪污的歷史，也使一些問題陷入無頭緒之中。比如，奴隸社會也有貪污受賄。
周穆王時編修的刑法《呂刑》提醒執法官員要防止「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所謂「官」，指官位，「反」，指回報人的恩情，「內」指有內親關係，「貨」指送財物，「來」指請托。而且指出，觸犯這「五過」的貪贓枉法者，與在案的罪犯同罪。如果奴隸社會沒有貪腐，《呂刑》設立「五過」不是無的放矢嗎？餘下的說法，也不全面。為避冗就簡，不需在下嘮叨了。
不過，貪腐確實與別人的影響有關係。我們先拋開貪污腐敗這個比較沉重的話題，說幾句明朝吃、穿的事。明初，不論宮廷飲食，還是平民百姓的餐桌上，都沒有奢靡的影子。明朝自成化以後，城市飲食變得奢華。風氣的變化，首先來自宮廷。比如宮廷常吃豆腐，但那時宮廷的豆腐不是由黃豆製成，而是用百鳥腦釀成，一盤需花費近千隻鳥腦。那位正德皇帝嗜好飲酒，常常隨身攜帶杯杓，終日迷離昏醉。在這種好奢風氣的浸淫下，城市飲食生活逐漸由儉素轉向豐腴。穿，明初崇尚敦樸，衣服的顏色和款式，完全合乎太祖朱元璋規定的形制。稍微華美的服飾，也不過是薄縑紗製成的衣服。奢侈之習的流布，與高層大有關係。赫赫有名的張居正，穿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於是士大夫便「侈飾相尚」，庶民百姓也起而仿效。時間一長，奢侈的城市風尚便形成了。貪腐的蔓延，與吃穿風氣的轉變是一個道理。
朱洪武執政時敗露的「空印案」與「郭桓案」，共殺了八萬人，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可想而知。尤其「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處死」，朱元璋與其子孫的不同，完全顯示出來了。
朱元璋的後代則不如此。明中後期的皇帝，大都貪利十分厲害。「惟利是圖，視金錢珠玉為命脈」的明神宗，為滿足自己的貪慾，多次向太倉庫、光祿寺庫和太僕寺庫索取帑金。萬曆六年，他以採辦大婚珠寶為名，令戶部太倉庫增進二十萬両給宮廷內庫，萬曆十二年八月，諭兵部取「太僕寺馬價銀十萬両應用」。東廠太監張鯨因作惡多端被朝臣彈劾，張鯨便用大量財寶賄賂神宗，結果張鯨不但未受到懲處，而且仍掌東廠。給事中李沂大為不滿，再次彈劾張鯨，並將神宗受賄枉法的醜聞全盤揭了出來，結果受杖責並革職為民。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評論明神宗之貪曰：「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者」。（孟森：《明清史講義》）我們素知清代的慈禧挪用海軍軍費建頤和園，其實明朝的萬曆早就如此了，只不過吞噬國家財物的手筆不如慈禧而已。皇帝如此，吏治自然很糟糕。明世宗的內閣首輔嚴嵩，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貪污受賄。早在任禮部尚書期間，嚴嵩就利用考選學生的權力，向考生索取賄賂，發了一筆大財。永壽王朱秉欓死，王位本應由其嫡孫承襲，但其庶子朱惟燱以白金三千両賄賂嚴嵩，搶得了王位繼承權。為此事，御史葉經曾彈劾嚴嵩，但嘉靖皇帝張開了庇護的大傘，嚴某人便毫髮無損。嚴嵩後來賣官鬻爵的膽子越來越大，做了首輔，更是變本加厲。明代嘉靖年間幾乎無官不貪，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說：「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忌」。除了嚴嵩，徐階、張居正、高拱都有貪污劣跡。僅以徐階而言，他的財產恐怕要遠遠超過嚴嵩，僅土地就有二十四萬畝。
《嚴嵩評傳》一書比較客觀地剖析了這位名重一時的大人物，稱：「在貪污受賄這一問題上，很大程度上嚴嵩是在替嚴世蕃擔受罵名。」確實，嚴嵩之子嚴世蕃鯨吞國庫民財的膽子比他父親大得多。然而，貪污受賄這件事，有時比較複雜。一個有權力的人，行進在貪腐道路上時，呈現的形式是各種各樣的，有的讓老婆孩子出面，有的讓親朋故舊出面，他自己則沒事人一般，並且可以拿出一大堆理由推脫責任。以嚴嵩官位之高，即使嚴世蕃自身無官無職，賄賂者也會千方百計接近他、討好他，何況他父子在朝廷掌管要害部門呢！嚴嵩不出面，從根本上來說不能證明什麼。不過《評傳》科學的說，「嚴嵩為世蕃提供了為非作歹的客觀條件」，罪責是無法推卸的，只是擔當不了「貪墨受賄之魁」之名。
一個社會飄蕩著貪污受賄的濁氣，原因不在於底層，而是高層。從皇帝到大臣貪腐了，小臣、胥吏焉能不貪？萬曆年間，三吳地區發生災荒，朝廷派人攜內帑萬餘金前往救濟，但「民不沾實惠，卻被有司里長乾沒了」。地方官吏，為貪贓受賄，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面加重賦稅，一面巧取豪奪。明代中後期，社會充斥著戾氣，邪惡之風何來？當一個社會只靠皇權維持統治時，君王自身的素質起著決定作用。明朝中後期的皇帝是否劣於或勝於乃祖，隻言片語說不清楚，但貪圖逸樂這一點，遠遠超過朱元璋，打擊監督者的能力也遠勝其祖。在一個毫無約束的專制社會，統治者必有絕對權力，而統治集團又只知吃喝玩樂時，貪污受賄的惡行便自然橫行於天下，久而久之，邪惡之氣便積聚起來。監督和公開，雖不是萬能的，卻是可以對專制起一點阻遏作用的。當然，建立監督機制關係到體制，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表面上，中國古代也有監督，但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山東孟廟的碑刻中，有清代山東巡撫國泰所立的石碑，上面刻有一首詩，云：「余謬守是邦撫齊魯，每逢役過瞻拜明栓，常懷報國無勞乏術，俯仰數初自愧何人?」意思是說，我治理齊魯大地，深感未能報答國家。言辭很感人，可惜國泰是一個大貪污犯。
御史錢灃彈劾他，但他有通天的關係網，當著錢灃的面大罵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在這樣體制下，監督價值幾何？（識貪．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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