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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華
前段時間，某大學教授對記者發射出一連串有辱斯文的國罵。面對批評的聲音，此君不但毫無反思之意，而且覺得自己站在道德和戰術的高地上。在他看來，自己剛剛為普羅大眾贏得了一場關鍵的戰役——對於居心叵測的「敵人」，寬容就是犯罪；盡情打擊他們，方顯戰士本色；至於使用「國罵」或其他語言，不過屬於戰術安排層面的小事。
仔細觀察這位教授的言行，我們不難還原其內在邏輯：首先設定一個或一群假想敵，然後調遣犀利的詞語攻擊之，力圖取得最佳打擊效果；讓對方感到恥辱和痛苦，本來就是作戰的目標。
對於這種行事風格，經歷過文革的我自然不感到陌生：上個世紀70年代，中國人曾如此熱愛鬥爭，以至於整個宇宙都被想像為巨大飛戰場。按照當時流行的世界觀，萬物都處於對立的兩端，世界非黑即白，人們分屬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紅/黑、革命/反革命、無產階級/資產階級、鮮花/毒草、好人/壞蛋），因此，鬥爭是走向光明的必由之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被當做正義之歌的主旋律。鬥爭之矛指向哪裡，敵人就在何處。通過將對方命名為敵人，人們彷彿立刻就獲得了使用暴力的權力：既然是敵人，就應該打倒乃至消滅之。如果你不打倒對方，對方就會打倒你。對敵人寬容，就是對自己犯罪。長資產階級威風，就是滅無產階級志氣。在打倒和被打倒之間，人們必須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打倒對方是既定目標，剩下的問題僅僅屬於戰術範疇。在文革初期，鬥爭首先發生在語言之中，體現為詞語的戰役。拉開文革大幕的就是暴力詞語的大集合。在許多大字報中，人們使用了諸如「炮打」、「圍剿」、「司令部」、「戰役」、「堡壘」、「消滅」之類軍事術語。使用這些詞語的人往往自命為戰士，想像自己的詞語如匕首、投槍、子彈、火箭筒、炸藥包般射向對方。有時，為了增加詞語的殺傷力，人們精心製造文字的重武器。在這些語言戰爭最為激烈的時期，舉國都飄揚著大字報，收音機、廣播、電影放映機都是播撒暴力語言的工具。它絕非僅僅是文人的抒情性遊戲，而是武力鬥爭的前奏。隨著文鬥演變成武鬥，暴力的邏輯傷害了無數人（包括那些率先實施暴力者），神州大地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浩劫。尤為讓人感到惋惜的是，害人者和被害者都屬於假想敵。他們的真實身份是同胞，是同一天空下的共和國公民，是本應該相親相愛的中國人。
讀小學時，出生於60年代的我曾被暴力的語言淹沒，周圍環繞著尋找假想敵的人。父親所在的單位不大，但這不妨礙人們釋放鬥爭的激情。同事們相互寫大字報，試圖證明對方是壞人。由於想像中的壞人太多，證據自然顯得不充足。於是，強行扣帽子的做法開始廣泛流行。隨著各種小道消息的流傳，鬥爭往往越過了詞語的邊界，演變為肢體和武器的衝突。這種狀況迅速異化，演變成對暴力本身的追逐。鬥爭哲學造就了無數冷酷的人，他們的心靈就是暴力的發源地。人們喜歡玩味暴力之美，在敵人的傷痛中體驗自我實現的快樂。受這種氣氛影響，我從小就喜歡玩味詞語的殺傷力，經常帶著玩具手槍跟蹤想像中的壞人，試圖發現隱藏在周圍的敵特。可是，一個富有諷刺意味的事實削弱了我的鬥志：跟蹤某個戴鴨舌帽的老人數小時後，最要好的同學告訴我這個老人不過是他來串門的爺爺。這使逐漸長大的我對鬥爭哲學產生了些許懷疑：或許，我們傷害了許多不是敵人的人。後來，上高中時的我果真遇到了受害者：一個燒鍋爐的中年人只因在文革中說了句「今天要是西風壓倒東風就好了」，便被當做敵人，失去了自由；出獄後，他到我就讀的中學做燒爐工，經常在業餘時間向學生們講他的往事。每次看到他沉浸於痛苦回憶中的場景，我就會想起三個字：無辜者。事實上，在文革期間，像他這樣的無辜者數以千萬計。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證明了暴力邏輯和鬥爭哲學的荒謬品格。
暴力邏輯和鬥爭哲學使同胞相殘，拖滯了中國的發展，其害莫大焉。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人們開始從各個角度反思文革時的暴力語言和鬥爭哲學，力圖以人道主義觀念改變世道和人心。從巴金等老一輩作家到北島、崔健、王小波等相對年輕的文化人，無數知識分子曾追查造就「文革」的深層原因，努力消解暴力的邏輯和鬥爭哲學，推動人們告別文革思維。在許多人的努力下，自由、平等、博愛等現代觀念逐漸進入國人的精神世界。可是，這個可喜的進程尚未完全實現其目標，文革思維依然統治著相當一部分人的內心世界。罵記者的那位教授就延續了文革時期的邏輯，復活了屬於那個時代的說話風格和生存方式。在他失去節制的詞語暴力後面，我們可以看到變換了形態的二元對立圖式：底層－精英、愛國者－漢奸、有良心者－無良心者，等等。從他的言行所激起的叫好聲來看，信奉這個圖式不只是他一個人，而是個折射出複雜社會心理的群體。隨著兩極分化等社會現象的出現，暴力邏輯和鬥爭哲學大有復活之勢。借助於網絡，曾經消失過的「大字報體」又開始出現和增殖。這是個值得注意的徵兆，提示人們告別文革的道路可能漫長而曲折。（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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