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羅湖橋 期待團聚在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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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根社負責人楊媚女士認為，爭取到單程證來港與家人團聚，是她們的最高目標。

　最近，「內地人」與「香港人」這兩個族群名詞不斷引發社會輿論話題，每一次議題的爭論，不免帶來攻擊、謾罵與排斥，社會理性討論的空間似乎逐漸萎縮。但是，穿越羅湖橋這個香港與內地地理界限的，除了遊客、留學生或返鄉人群外，還有一個特殊的隊伍——「雙程證媽媽」。她們嫁給了香港人，是港人的妻子；她們的孩子生在香港、長在香港，是香港人的母親。因為婚姻失敗或丈夫身故，她們只能以雙程證來港與孩子短暫團聚，她們的故事是族群融合中、也是新年裡最為溫存而濃重的一個願景：團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證件時效過短

　來自廣州的阿文，曾與港人結婚，並順利產下兩個男孩，如今這兩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十三歲。由於婚姻未能延續，2006年，雖然內地單位向阿文簽發了赴港定居的單程證，但由於已無法使用與丈夫拍攝存檔的合影照，導致單程證失效。兩個孩子一天天長大，父母已經離婚，但是家長的照顧是成長的關鍵，為了孩子，阿文只得申請雙程證，以三個月多次往返的探親方式，來照料已是香港永久居民的兩個孩子。每當第三個月來到、證件即將失效時，阿文就讓自己的母親來照料孩子，以便空出足夠的時間來辦理證件延期的事宜。

　據協助新來港人士的民間組織「同根社」負責人楊媚女士介紹，類似阿文這樣的「雙程證媽媽」在香港有很多，她們往往因為與丈夫離婚而無法取得來港定居的資格，導致子女無法得到很好的照料。

　她進一步指出，目前內地已經開始為孩子出生於香港、丈夫身故的「雙程證媽媽」提供便利，簽發單程證，但是離婚類個案還不在考慮範圍內。為她們爭取來港定居、與孩子團聚是同根社最高的目標，若能將雙程證三個月一簽變為一年一簽，或許對孩子的成長有幫助。

五年搬家六次

　阿文向記者表示，自己與孩子目前在香港的生活非常艱難。自己不是香港人，再加上兩個孩子均未成年，無法申請公共房屋居住，只能夠在方便孩子讀書的地方租住房子。但是近年市區改造步伐很快，母子三人經常被房東迫遷。五年之內，他們已經搬了六次家。

　他們目前生活的經濟來源也非常緊張。「我們是三個人吃兩個人的綜援。兩個孩子的綜援總額只有六千三百多元，除去房租後，其實留給我們母子三人吃飯生活的錢是少之又少」， 阿文無奈地說道。

　為何不讓兩個孩子回內地居住？這樣生活成本會低很多。 阿文指出，香港有非常嚴格的綜援離港限制，孩子一旦回到內地，便不能領取綜援，看病、上學都會成為問題。最為緊迫的問題是，阿文目前是雙程證持有人，不能夠在香港找工作，未來的生計要如何維持，確實考驗著這個特殊的三口之家。

　令母親欣慰的是，孩子沒有讓自己失望。阿文的大兒子非常喜愛音樂，為了節省家中的開支，他很多時候都是自學小提琴，並且加倍努力，用跳躍式考級的方式希望早日考到最高級。孩子的努力沒有白費，他如願以償考入香港音樂家協會管弦樂團，豁免全部學費。每當生活難以為繼的時候，想到孩子在困難中努力，阿文便會重燃信心。

相機、媽咪麵與團聚

　在新年的喜氣中，阿文也考慮為兩個孩子準備禮物。緊張拮据的經濟條件並不影響母子對未來的憧憬，小兒子未完全意識到日日陪伴自己的母親肩負多麼大的壓力，而母親也不想讓他過早知道冗繁的證件更換背後的辛酸。小兒子在新年中想得到甚麼？「我希望在每一科考試得到A時，媽媽能夠給我買媽咪麵。」他想得到母親的認可、愛護與關懷。

　已經明白世事維艱的大兒子則希望能夠在母親的幫助下，買一部屬於自己的相機，期待能夠用相機去記錄當下的生活，在人生的鏡頭中遠離過往的不幸和坎坷。畢竟，每個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每個人也都有歡樂的自由。

　實現孩子願望的途徑只有一條，就是讓阿文盡快與孩子團聚，可以在香港找工作，盡母親的責任。「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永遠靠綜援生活，我希望他們能夠自強，希望他們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而不是負擔。在我拿到單程證來港定居之前，真的很希望政府能夠考慮我們的困難，能夠給孩子多一點幫助，無論怎樣，他們都是香港人。政府可以不給我任何支援，但至少為兩個孩子著想，因為他們是香港的下一代。」

　家庭團圓，不是利益的考量，也不是法律的恩賜，而是人倫固有的權利與尊嚴。對政府而言，隨著跨境婚姻日益增多，尋找出一套切實有效、針對特殊個案的機制，比用生硬的規條來處理日常生活中變化多端的瑣碎小事，要來得人性化很多。

　母愛親情，不是用身份證或居留權可以衡量或阻隔的。我們期待阿文能夠早日來港定居、與孩子團聚，期待以後的每一個新年，她與孩子的願景都能實現，也期待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一份人文主義的博愛、寬容與諒解。這是解決跨境家庭問題的最佳途徑，也是融合內地與香港同胞情感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