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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藍
綜觀黃仁達的作品，顏色的發掘與景色的選取，都遵循著一個基本的原則：以人為主。該怎樣理解這樣的原則呢？首先，攝影者是人，是以人的視角與人的思想、情感，觀察生活帶給我們感悟；其次，記錄的是人的點滴。無論是大自然的景物還是日常生活的片段，都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二十四小時或是二十四節氣。最終，觀賞這些作品的還是人。從作品中，我們看到了藝術對生活的投射，也感受到生活對藝術的滋養。因此，結合生活與藝術的，自然而然就是人性。
但是，人是一種怎樣的色調呢？相信這個問題難以一下子回答清楚。在歐洲文學史上，有一種形象被稱為「小人物」。他們似乎不被主流社會接納，也從不構成對當下文明的影響，他們的存在，永遠都是配角與點綴。不過，伴隨著左翼大眾主義思潮的興起，小人物的內涵開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有時，精英與大眾的界限似乎逐漸變得模糊，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大眾或者精英總存在共同的人性，構造出一種普世的價值與文明。
藝術應當是書寫小人物的。如果說，在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充滿歐洲莊園或宮廷色彩的宏大敘事中，小人物只是奴僕、傭人或者車夫，那麼到了近代，大眾主義的高歌猛進，便代表著小人物開始登上歷史與文學的舞台。小人物的本質是甚麼？我們需知道，無論在哪一個社會中，小人物無論在人口數量或是社會結構上，都處於多數的位置。這種多數，雖然未必造成小人物的道德優越感，但是至少確立了他們不可動搖的話語地位。在以往精英主義的話語模式下，小人物的地位是單一的，宿命也是單一的，那就是成為精英，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分子，成為有頭有臉的顯赫人物。在這種思維的鼓勵下，精英社會的道德優越感漸漸顯現。
以俄國的十二月黨人為例，後世學者往往將他們看成是貴族社會中，偏激分子的一次浪漫與碰撞。但是，十二月黨人運動的巨大悖論是：一方面，他們聲稱自己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大眾，他們將大眾的利益高高舉起；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自視是社會的救世主、人類的大救星，似乎沒有了他們，俄國社會就不可能進步。因此，當這批受盡法國啟蒙思想薰陶的貴族子弟揭竿而起、反抗帝俄時代的一切體制時，他們才驚訝地發現，他們似乎沒有得到大眾的支持，他們與現實脫離得太遠，也正是這樣的現實，將他們徹底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
藝術發展史與社會發展史的小人物或者大眾，需要的除了同情以外，更多的是一種記錄。即能夠以最為客觀的態度將他們的生活模式記錄下來，形成一種階層對話的基礎。藝術作品歌頌小人物或者大眾，並不是對精英主義的完全拋棄——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從事藝術創作的，必然是精英，這是無法迴避的現實。因此，與主觀評論或是外在賦予的價值相比，客觀記錄是小人物形象再現模式的一種路徑。
我國曾經出現過大規模的「大眾語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其實構成了一種社會思潮，也構成了後來知識分子自我貶損的話語體系。在精英的自我壓抑下，小人物不但成為文學家、藝術家筆下的主人公，他們還具備了道德的優越感與階級的崇高感，久而久之，血統論或者出身論的極端運用，就將這種大眾話語模式推向頂峰，同時也推向了災難的深淵。曾經一度掀起的「知識無用論」，便是這種思潮的極端反映。
如今，無論是祖國還是香港，似乎又走到這種十字路口上。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帶來了人們對自我身分與價值的思考。大家開始關注自己的命運，這種命運如果是後天帶來的，則還能夠尋求合理的解釋；若是先天既存的，就難以得到大家的認同。與命運抗爭，似乎成為了一曲悲壯的慨歌。多姿多彩的顏色，來自於生命的本質，也來自於社會階層的多元與互動。讓我們用手中的工具去記錄下周遭的生活，也應當對小人物多一分關愛、多一分理解以及多一分同情。 ■文、攝：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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