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大圖片
藝術大師的偉大之處，在於對那些看似已得到反覆探尋和討論的命題，仍有著執著的困擾，他們鼓起十二萬分的勇氣，再次進入人類歷史的那些轉折口，對著靈魂的失落質問上帝在何處？
波蘭女導演安格尼茲賀卡蘭（Agnieszka Holland），在2009年的時候發現，儘管以二戰反納粹為主題，以文學及電影的創作形式，反映德國對歐洲的猶太人及其他民族施行大屠殺的作品漫天蓋地，但還是沒有能滿意地解答她心中的困惑：慘絕人寰的戰爭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在災難面前的人性去了哪裡？
2011年她完成的《無光歲月》（In Darkness），可以說是導演求解的一個嘗試而非結果。但既沒有煽情音樂也沒有血肉橫飛的視覺驚嚇，電影的發問力量穿透一切。 ■文：Cate 圖片由安樂影片有限公司提供
電影的開頭是一宗入室盜竊未遂案，兩個衣著破爛的波蘭男人趁夜潛入有錢人家中，搜尋各種金屬器皿和錢財，結果被夜歸的少婦和德國情郎一頭撞見，搏擊中兩人趁亂逃離。在樹林裡邁著無甚收穫的沮喪步履返回，卻聽見不遠一陣哨響和女人們的哭泣。一排排全身赤裸的各種年齡的猶太女人被繩索牽著，在幽藍寒冷的冬日清晨，白花花的軀體好像被厭棄的牲畜。畫面外響起機槍掃射聲。兩人的臉冷漠、麻木，疲憊不堪。見不到血的，卻比血更讓人壓抑。
電影的結尾，地下污水管道工人，也就是開頭的小偷之一，慢慢地將地下水道藏匿達1年多的幾位猶太倖存者，一一扶了上來，他的太太給每人遞上了香檳和麵包，他突然像失控一樣對著圍觀的鄰居瘋狂地大笑起來，「看那，他們是猶太人！是我救的猶太人！」搖搖晃晃的死裡逃生者，眼裡一片迷茫和無措……其實，誰都不是勝利者，存活也一樣卑微。
嚴格意義來說，《無光歲月》不是一個關於救贖和懺悔的故事，而是在殘暴面前為了存活下去，生命的協作故事。正是這個不同，將它與荷里活的《舒特拉名單》區分開來。前者的生命道德觀更樸實更卑微。
此片獲得第8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也是今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特寫波蘭」的推薦影片。導演安格尼茲賀卡蘭的來頭不小。即便你對波蘭電影不熟悉，那麼也一定聽過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或者以拍法國三色聞名的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lowski），而導演安格尼茲賀卡蘭的啟蒙恩師華依達（Andrzej Wajda），以及之後做其助理導演的贊努西（Krzysztof Zanussi），都是與前面提及的兩位導演一起，為當代波蘭電影的繁盛貢獻良多。其中，華依達與贊努西恰好代表了波蘭電影的兩種精神：華依達對歷史政治議題的敏銳，贊努西則是波蘭70、80年代「道德焦慮電影」的代表，該運動提出，儘管政治對人性作出諸多規範和控制，但永遠不能解決最重要的人性問題。
一種尋解
《無光歲月》的歷史議題和人性關懷，令戰爭下的各色人褪盡了在極端環境下極易產生的正/反、美/醜。本是趁火打劫的波蘭地下管道工，卻因一次和一群猶太商人的交易而身陷被德軍搜查的危機。但他在德軍面前的謊言和各種掩蓋，大部分時間中都是處於對自己和家人免受牽連的保護。於是，故事就在波蘭管道工的自私、自保和對猶太人慘景的同情之間，慢慢建構一條救贖的橋樑。德軍的每次突襲和懷疑，都將故事推上小高潮。但導演自知空間的特殊性所產生的劇情效果，卻將更多的時間，給予地上和地下兩個世界的人們的生活：管道工對德軍的周旋和求生的算計，以及猶太人的禱告、打鬥、分娩等等維持生命的活動，兩個空間的生命都是微弱卻延續的生長。
電影根據猶太倖存者Robert Marshall的小說改編，事件則來自真人真事。導演曾說，她不希望電影有任何「英雄式」人物的形象出現，即便是猶太人本身，也未能擺脫自私和階級分明的弱點。儘管波蘭管道工最終還是讓勇氣佔了上風，他的善良和同情猶如隨風搖曳的燭火默默燃燒。到底是什麼讓人性的力量脆弱至此？導演在影片中不斷地提問。
大部分場景都設置在地下水管道的黑暗空間。污穢、惡臭、流水以及如迷宮般的管道空間布局，形成了影片如同舞台劇般的風格。演員的嫻熟而自然的表演功力，通過肢體和面容的細節傳遞出深深的恐懼。電影沒有唯美的主題音樂，但對教堂裡德國人受洗而唱的聖歌的巧妙借用，是導演帶領觀眾一起，對上帝的詢問。
波蘭管道工的形象是一種安慰，也是一種遺憾。導演沒有令結尾出現獲救的眾人的狂喜，在幸存者和救贖者的笑容中，何嘗聽不到哭泣？
|
放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