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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陣子，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主辦了一個名為「跨」的微型電影會，一周內播放超過十部「酷兒電影」。首影日在星期六，早上十時半我準時到達會場，偌大的演講廳只有十多位觀眾，場面頗為冷清，顯然，香港人對酷兒電影並不熱衷。
「酷兒」指LGBT 翻譯自queer
「酷兒」是queer的翻譯，一般指LGBT，也就是lesbian、gay、bisexual和transsexual（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戀）。Queer本身有妖、怪異和不正常的含義；在西方國家，LBGT人士自稱queer，而把LGBT電影稱為queer movies，是對主流社會的反抗和對抗，也是對LGBT身份的肯定。美國電視節目《粉雄救兵》（Queer Eye）從2003年播到2007年，全美收視一直高企。節目裡面的Fab 5（神奇五人組）均是酷男，每集會指導一位異性戀男性（straight guy）改頭換面，包括外表、生活居所與內涵。《粉雄救兵》帶出一個重要概念：queer是流動的性別現象，也是社會現象，受文化和各種變遷的衝擊和改變。
「跨」微電影會 輕鬆談同性戀
「跨」眾多電影中，我最愛的有兩部。一是印度紀錄片Flying Inside My Body，攝影師Sunil Gupta以詩一樣的獨白說故事，平靜地道出自己是同性戀者，也是愛滋病人。他致力在印度推廣愛身體的教育，以攝影藝術教人不以自己的身體為恥。Gupta生活得平靜自在，一點不像被標籤的人。另一是加拿大籍華人Wayne Yung的My Chinese Canadian Boyfriend。電影以幽默和開放態度來探索性別、國籍、文化異同之間的衝擊和出路，同性戀話題變得不沉鬱，也不悲情，對於各種標籤持一笑致之的寬容態度。兩部作品很能激發觀眾的同理心，讓大家覺得同志和異性戀其實沒有太大差異，人人都只是努力地使日子更精彩。
《好郁》買感情 《藍宇》賣肉體
除了「跨」的電影，香港有一部酷兒電影也是我的最愛：導演游靜的《好郁》講兩個tomboy型香港少女和一個喜歡cybersex的中年女人的故事。香港快速發展，雖然飽受政治與經濟等不明因素衝擊，叫人感到「好郁」，但生活在其間，人人可以自選方式生存。游靜似乎借電影請觀眾不要在動盪不安的時空中互相標籤：對城市轉變的看法如是，對性別亦當如是。《好郁》有一段戲令我特別深刻，靠拍cybersex片子維生的女同性戀者陳國產經常光顧某位性工作者，甚至成為好朋友。有一次，性工作者說可以不收費，但遭拒絕，陳的理由是付錢才可以擁有這段美好的時光和關係。我的解讀是：真感情在如此疏離的城市中是抓不住的，想擁有就要用金錢買下來。我很傷感：感情可以用金錢來買，不就成了商品？還是因為同性戀在社會中被邊緣化，而必須靠商品化才能變得合理？
香港導演關錦鵬2002年的酷兒電影《藍宇》，也可以看到類似情節。故事發生在1988年，年輕富商陳捍東愛上了為生活而出賣身體的藍宇。為了讓同性感情合法化，陳試圖讓自己和對方認為感情只是建基於物質，唯有這樣，陳才可以心安理得地在現實生活中好好生活而毋須被標籤。透過《藍宇》，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的華人社會，敢出櫃（公開同志身份）的同性戀者絕無僅有。
借紀錄片出櫃 引發社會熱論
到了1996年，關錦鵬很巧妙地借紀錄片《男生女相》出櫃，片末關錦鵬訪問母親，間接地透過母親的認同承認是同性戀者。《男生女相》深入解釋了父親和兄長的符號象徵意義，卻沒有提及母親和姊妹等角色，惹來不少批評：有說關不應把內地、香港和台灣的電影以同一種角度來分析，也有人認為，關不應該忽略女同性戀者在中國電影史中的角色。無論評價高低，關的酷兒電影充滿個人特色和濃濃的後殖民地主義味道。更重要的是，《男生女相》成功地把酷兒見解放在一部高水平電影文本中，讓酷兒文化成功地成為文化人、影評人的討論對象，在許多的queer discourse（酷兒論述）中出現，成功讓大眾在各個平台中討論酷兒文化。
近期，黃耀明和Lady Gaga在舞台上以對話方式或其他表演技巧出櫃，把酷兒風格以performance（表演）形式呈現出來。兩人出櫃雖然引起社會部分輿論，卻一再印證流行文化是一個精彩平台，讓不同的identity（身份）得以創造和被解讀。 ■曾淑貞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語文及翻譯學部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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