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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在「7．21」大雨的次日舉辦的「直面中國革命——楊奎松新書對談」活動，連主辦者也不免自嘲沒有提前看黃曆，現場未到的嘉賓成堆，比如哈佛大學教授裴宜理、章詒和、章百家等均因班機取消或延誤不得不缺席對談。
中共黨史研究大家楊奎松這回由廣西師大出版社出了他的「《革命》四書」，包括《西安事變探新》、《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間地帶」的中國革命》以及《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熟悉楊氏著述的讀者都明白，這些書均非新著。楊奎松自己的解釋是，把它們集中起來，實際上是為了出選集，「另外也確實可以做一個階段性的總結」。
當然，比起之前的版本，精裝套封配以精美插圖的新版《楊奎松著作集：革命》非但沒有刪減，反而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楊新撰的總序，也表達了自己對中國革命史的最新思考。
這套書的引人注目處除了內容，當然還有它的裝幀。我們見慣了代表革命的大紅，這套書也用了紅色，但不是大紅，而是有沉澱的紅色，似乎折射出作者的思辨能力，沉潛、雅致，整個書籍裝幀與內容呈現特別協調。
黨史界素有「南高北楊」之說，英年早逝的高華雖佔有材料不多，卻因其能從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中得出一般人得不出的結論而為人欽佩；楊奎松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子，他善於利用新材料，並能把新舊材料結合起來，拼出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他們倆基本代表了中共黨史研究的兩條路子，但是殊途同歸，都是走實證主義的路子。
今年59歲的楊奎松1982年大學畢業，之後一直從事歷史研究，他的志向是把中共歷史重新寫一遍。為了寫這部歷史，他從中共誕生之前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共產黨和蘇聯的關係等方面入手，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正好30年。「經過這麼長時間，到現在也就剛研究到五十年代。換句話來說，我在2000年以後開始做建國後的歷史研究，建國前的歷史研究基本上告一個段落了。」出這套書，也有把前面的研究稍微做一個了結的意思，以便今後全力以赴地做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
為什麼楊奎松立志要重寫中共歷史，重寫中國現代革命的歷史？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認為傳統的或者官方的說法有太多的片面性，不能完整的反映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儘管到今天為止我並不認為這四本書就已經很好的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問題，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書或者我對歷史的這種解讀，和官方、和今天流行的傳統看法有非常大的區別。」
楊奎松強調，這個區別不在觀點。「我從來不試圖在觀點上和傳統、正統的黨史說法進行正面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假如我把自己定位為歷史學者，把中共黨史定位為歷史研究科目的話，我們最主要的任務是還原，要盡最大的努力來還原歷史真相，如果我們看到的只是片面的歷史，很難真正了解歷史的具體情況或者真實情況。」
另一方面，楊奎松研究黨史根本性的初衷，更多的是出於現實關懷，希望通過現實中的很多問題激發對歷史的回溯或者反思。很多歷史話題是從現實中提出來的。「我非常關心的就是今天這個社會是怎麼來的。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回到歷史當中去，要了解歷史是怎麼走來的。同時還要想辦法盡可能地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來分析、討論歷史是怎麼發生的。」
楊奎松承認，他的革命史這一部分的呈現和研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說不全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我的書的討論基本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層，而不是下層，還需要有很多下層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後來共產黨、國民黨誰勝誰敗的根本原因。」
儘管如此，楊奎松重構中共黨史的研究範式和成果，已經被人認為「將來你是沒辦法繞開它做中共黨史的」，中共黨史真正脫離意識形態，真正變成科學，是從高華、楊奎松這代從事當代黨史研究的人開始的。他們相信，一個民族必須面對他們真實的歷史，過去的歷史會影響今天。執政者需要有足夠的勇氣，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看到人類歷史發展的走向和未來。「如果還是完全從過去的思維邏輯出發的話，我們永遠走不出來。」 ■文：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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