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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旬的上海踩著酷暑的尾巴，夾在颱風天之間的天氣，有著副熱帶高壓的天高雲淡和明亮陽光，隨之熱騰騰蒸起的是每年一度的上海書展、上海國際文學周，和與之相應的系列文化讀書活動。8月18日，世紀文景出版集團在浦東的一家度假酒店慶祝了它的出版十周年紀念活動，這個為期兩天，名為「閱讀未來」論壇，提前半個月放出每場500個席位，就被從各地蜂擁而至的書迷們報滿。
開場論壇的主題是城市，主辦方給的標題是——「文藝，能否改變一座城？」他們邀請了創作具有城市地標式印記的作家和藝術家，來自台灣的張大春、唐諾、吳興國，香港的許鞍華，和大陸的張元、費大為與王安憶。嘉賓主持是普通話好到可以插科打諢的馬家輝，他說，我在香港問我的學生，提到「上海」，你們會想到什麼？他們首先就說了三個字——小籠包，他們還說了張愛玲，還有一個名字，那就是王安憶。
馬家輝的冷笑話（確實管用，現場的嘉賓與觀眾都笑得很開心），引出了王安憶對這個論壇題目的回答。她說，文藝是否影響城市很可疑，是城市影響了文藝。她自己和城市的關係很緊張，在文革時上山下鄉，上海知青都很焦慮，想念上海的城市生活。每次回家，他們的第一件事就是吃冰淇淋，不管冬天夏天，因為冰淇淋是只有城市才有的東西，而且一定要把曬黑的皮膚捂白。他們已經被塑造為城市動物，不能想像農村的原始性勞作，比如用最原始的方法做飯。
人在城市裡是可以一個人生活的，城市把人的需要綜合歸納，是人工的集中，而文藝本身就是人工的，是城市不斷在改變文藝。在八、九十年代，寫作還可以很安靜，很自然，有點像種地，人們看你的文字就足夠了。而現在，寫作成了選題、印刷、出版、公關的一整條產業鏈，作家需要營造自我形象，鍛煉說話的幽默。但作家都是生活的弱者，很退縮，不會積極參加生活，就像莫言、賈平凹都厭惡勞動。所有作家都很軟弱，王安憶說：「城市是強悍的，我們怎麼能改造它呢，我們只會被它改造。」
來自農村的作家閻連科到了香港，就宅在酒店，不出門，最後胖成了「一個球」，這是馬家輝爆料作家被城市改造的例子。許鞍華則認為，在歷史文化興盛的時候，文藝或許會影響城市，比如羅馬。而在時代很壞的時候，文藝可以奮起人心，比如在抗戰時期。到了現在，文藝對城市的影響，可能還不如互聯網。但是，文藝對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她在小學時看金庸，受仁義武俠精神的影響，她崇拜毛姆——尤其是《月亮和六便士》，這種直面人生突然的轉變，給了她一生的精神力量：反抗精神，開拓世界，開闊經驗。
有聽眾提問，你們心中的那座城是哪裡？王安憶說，自己非常羨慕香港和台北，而對上海很擔心，似乎有種需要在左右著我們的文藝，比如龐大的書市，這完全是過剩的、不均勻的力量。比起許多二線城市，這裡充斥著一種虛假的繁榮，卻忽略了真正需要讀書的群體。對此，張大春亦有同感，台灣也有很多二線城市，具有城鄉差距，知識階層之間亦有裂縫。作家的創作試圖彌補裂縫，或許縮小一線二線的城市之間的差距。張大春說：「我相信全世界人類的焦慮差不多，患寡患不均，我們希望台灣的二線城市變得更好。」 ■文：小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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