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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網絡圖片
在眾聲喧嘩卻少人傾聽的當下，學者、官員和一線企業家們在字裡行間顯示出對經濟前途的關心和擔憂，但也僅止於此，因為高談闊論收效甚微，具體還得看政策和行動。
作為英國經濟學家科斯的「粉絲」，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最近出版的新書《長城與科斯定理》，在很大層面上已經不單純具有學術上的意義，同時關涉到常識和思想啟蒙。 ■文：潘啟雯
科斯定理與長城
科斯「因為對經濟的體制結構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榮獲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傑出貢獻是發現並闡明了交換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而關於「科斯定理」，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只要財產權是明確的，並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那麼，無論在開始時將財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現資源配置的帕雷托最優。」
現實生活中，諸多社會現象都可以用「科斯定理」來解釋。而盛洪敏銳地意識到，「科斯定理」也是理解當代中國的關鍵詞。而將「長城」與「科斯定理」結合起來思考中國問題更是別有一番新意。
人們常說「明修長城清修廟」，雖然誇大了「修廟」的功效，但如果將其視為尋求文化認同和自願交易，卻總體上說出了明清在解決衝突時的不同。盛洪用跨越時空的思維告訴人們：「當農耕社會面臨徹底滅亡的危機時，人們又想起了長城，發出了『把我們的血肉鑄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吼聲。他們當然知道，僅靠血肉之軀是不夠的。有幸的是，工業民族的優勢並不是天然的優勢，只要是定居社會，就有可能起而倣效。農業民族也可以變為工業民族。農夫與工人的衝突問題，也可以變為工人與工人的問題。」
當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歌頌大炮時，他說這是「文明的」定居社會對「野蠻的」遊牧民族的勝利。但他或許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文明人」從此開始了一項更野蠻的遊戲，比賽發明更為慘無人道的武器。它使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不斷升級。因此，停止這種殘酷的遊戲，才是真正的文明之舉。
中國這個曾用長城作為衝突解決方案的社會，在新的社會形態中，將怎樣阻止衝突的惡化，如何更新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否寄望於市場，用「交易」來解決問題？也許值得「每個站在長城上的人凝神遠望去尋找答案」。
避免分析中的「傲慢與偏見」
在《長城與科斯定理》中，盛洪也結合經濟學與社會觀察，討論了「中國經濟何以持續增長」等熱門議題，他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思考和看法不能說是「絕對的客觀」，但他的研究與行文中，卻很少其他經濟學家難免存在的「傲慢與偏見」。就拿小產權房的問題來說，有人尖銳地指出，如果政府承認小產權房，讓其在市場上自由流通，必然會引發一輪小產權房的搶建狂潮，這樣大量的農村耕地會流失，甚至威脅國家的糧食安全。但當大多經濟學家對小產權房「敬而遠之」時，盛洪卻以一副對聯進行回擊，力撐小產權房：「產權不分大小，一律保護；市場豈有親疏，地無二價」。
與此同時，盛洪還引用經濟學的邊際效應遞減規律指出，農村土地的城市化改造，也有邊際遞減效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越遠離中心城區的地方，樓價越低，到了一個臨界點，土地作為城市用途和作為農業用途帶來的回報將相等，「所以城市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張。城市的擴張其實不是『蠶食』耕地，而是會增加耕地。城市的人口密集度更大，城市化會帶來土地節約，而不是浪費。『小產權房』的問題只要交給市場，便可以迎刃而解。」用理性的眼光梳理小產權房的「面目」，有助於大眾理解小產權房的利與弊，以及其中存在的某種「合理性」。
當代中國要「富而教之」
「怎樣將經濟增長轉變為文化繁榮」是盛洪關注的另一個話題。在盛洪看來，文化之所以能夠彌補市場和政府的缺陷，是因為文化有著獨特的生成過程，從而達至與市場和政府不甚相同的規則；文化具有超越時代的品格，會修正市場和政府的短視。
孔子在回答如何治理人民時說，「富之」。當被問到富了以後怎麼辦時，他回答「教之」。在今天的中國，「富而不教」也許就是致命的錯誤。對此，盛洪總結說，中華文明之所以在過去大部分時間的歷史中長盛不衰，就是因為有著「富而教之」的傳統。「如果富而不教，人不過是高級的行屍走肉，既無高尚情操，也無高級享受，還會醞釀動盪。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基本上完成了『富之』的任務，如果不發展文化事業，提煉中華文化的精華，形成今日之文化原則，就無法『富而教之』，既不能將經濟增長轉變為長治久安，也無法讓中華文明再經歷一次文化繁榮期。」
當中國經濟令人驚奇地「企穩向好」，一時之間，「中國經驗」、「中國模式」和「G2」等話語甚囂塵上。某些頂級學術刊物甚至明言，非「中國經驗」不刊載，非「中國模式」不引介，非「中國道路」不言說。自大之心取代了學習之心，自以為是取代了比較觀察，而這往往是某種新的危機的先兆。其實，這裡的「富而教之」暗含著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關於「進步」的隱喻—所謂「進步」，既非社會財富一時的增長，也非國家實力一時的增強，真正的進步，是找到並堅持一種確保個人獲得幸福，社會獲得發展，多元文化獲得繁榮，國家獲得長治久安的「治道」。
眼下，我國也正在步入巨大社會轉型的關鍵期，整億農民工的社會流動，上萬「蟻族」們的苦苦掙扎，屢屢見諸報章的「暴力抗法事件」，「黑社會」對中國社會的隱性腐蝕，不可遏止的大面積腐敗，知識階層社會良知和公信力的淪喪，司法部門正義權威的「淪落」……中國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是結構問題，並折射出轉型時代每個普通中國人所感受到的切膚之痛——破解這一系列的難題需要持續改革。《長城與科斯定理》扎根在中國歷史和改革開放實踐的基礎上，準確掌握關於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普遍知識，繼而轉身「觀照」中國民主政治的問題，探究中國民主化的癥結和動力——「站在長城上凝神遠望」——這份「尋找答案」的自覺意識難能可貴。
美國研究社會轉型和鞏固問題的林茨和斯泰潘兩位教授曾說，「經濟學家忽視『國家』在轉型中的作用，簡直就是犯罪。」對於現代化中國來說，同樣如此。盛洪的研究生動地印證了這一點，也給了那些立志要創造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奇跡」的人們一個重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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