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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汝萬教授，雖已年逾七旬，但至今都堅持著穆斯林守齋的習慣。他是現任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泛珠三角研究小組的組長、北京大學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前教務長、地理系榮休講座教授。這一系列頭銜的背後，展現的是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以及對社會的貢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楊汝萬先生，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過四年的教務長、八年的系主任、十八年的亞太研究所所長。他對自己的工作、香港社會的時事以及本港未來的發展，都有著自己的一整套通盤論述。每一串話語，都代表了他濃濃的中國心、香港情。這份難能可貴與堅持，著實令人感動。
畢業於傳統名校
楊汝萬教授出身於一個中產家庭，他的祖籍是內地的廣州。明代末期，他的祖先隨著朝廷大軍平叛而來到嶺南大地。他的祖父後來從內地遷居到了香港，到他這裡，已經居港三代有餘了。儘管時間久遠，但是他仍舊保持著穆斯林的傳統習慣。
他回憶道，自己讀書的年代，港英政府奉行的是精英主義的教育方針，能夠入讀名校以及大學的青少年，人數是少之又少。他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終於入讀了香港當時頂尖的中學——皇仁書院。學校的課業競爭非常激烈，而楊教授為了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時常是挑燈夜戰。一個明顯的事實是，他1959年入讀香港大學，確實是付出了極為艱辛的努力與汗水的。因為，彼時的香港，只有香港大學這一間大專院校，中文大學還未成立，更不用說其他高等院校。況且，楊教授獲得的，是全額獎學金式的公費學額機會，能夠居住於學校之中，更好地學習知識，適應大學時代的生活。
在香港大學讀書期間，楊教授是學生宿舍的負責人之一。他積極參與和組織各類的學生文藝活動，對自己的組織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正是這段經歷，讓他後來能夠在中文大學教務長的職務上，從容面對各式各樣的學生訴求，與廣大師生之間建立起良好和互信的溝通機制。
在香港大學畢業後，楊教授前往加拿大進行碩士課程的進修，以最快的速度取得了學位。隨後，以優異的成績被美國芝加哥大學錄取，前往攻讀哲學博士學位，用很短的時間取得了學位，令人刮目相看。他認為，香港是一個多元和包容的地方，政府以各種措施向不同族群和階層的人士提供競爭和上位的機會，更有制度上的保障來確立平等權的實施（如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創設與運作）。因而，他認為，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成功。
已經撰寫了49本學術專著的他，打算在退休後開始寫作回憶錄，將自己的奮鬥歷程留給後代。他慨嘆，當下的年輕人，許多沒有吃過苦，因而精神的鼓勵與支撐，是非常重要的。
力倡泛珠三角經濟融合
作為一名學者，而且身為特區政府最高官方智庫機構的成員，楊教授的研究，是以整個泛珠三角地區的經濟整合為主題的。在這一框架下，他努力思考著香港經濟的未來發展方向與轉型之道。作為中央政策組泛珠三角項目負責人，他認為，香港與本地區進行區域經濟的融合，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否則，會蹉跎歲月、追悔莫及。
記者在訪問中毫不諱言這樣一個問題——即在目前的香港社會，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對香港與泛珠三角地區的經濟合作，持有懷疑甚至是敵視的態度。有一些港人擔憂，隨著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步伐的加快，香港會被邊緣化，從而喪失作為轉運港與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作為政府智庫人員，他如何看待這一社會輿情與心理思潮？
楊教授認為，從2004年開始提出的泛珠三角經濟融合概念，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轉型舉措。就中國內地而言，近年來的基礎建設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在泛珠三角地區的表現尤為明顯，因而是一個較為成功的區域經濟框架，值得驕傲。在這一架構下，香港可以發揮的優勢很多，根本無需擔憂被邊緣化的問題。他進一步舉例說明道，香港已經連續多年在中國城市競爭力的排名中名列第一，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香港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市場經濟模式及其引以為傲的先進管理方式，且香港的經濟活動是以整個世界的市場流通作為考量的，因而，香港的優勢，在區域經濟的融合中只會進一步展現出來，並為全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從香港，輻射至廣東，再擴展整個內地。
他認為，所謂「邊緣化」的問題，是過於悲觀的心態。目前，香港仍舊是最為主要的外來資金與貿易的首選投資地區，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優越的金融服務，在全球排名中都較為靠前。而英文程度的普及，更是香港與國際交流接軌的一大重要工具。所以，應當以充滿自信的心態去看待香港在未來區域經濟整合中的表現。
憂內耗阻礙香港進步
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何不確定因素呢？楊教授毫不諱言——社會的內耗。
楊教授認為，社會不同人士、階層或團體，對公共政策或是社會發展模式與方向，出現不同的看法或是爭論，是極為正常的現象。在香港這樣一個多元化的地方，有不同看法，是社會環境的使然，也是包容的一種體現。但是，楊老先生覺得，香港近年來的社會爭論，已經出現了「非理性」的傾向，「為反對而反對」的色彩極為濃厚，也令人深思。短期內，這種爭議似乎無礙大局，但是長遠，則一定會影響香港的繁榮與進步。
他以2010年的「反高鐵」事件為例。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香港部分較為激進的「八十後」群體，對興建廣深港高鐵項目的反對，是出於公義，值得鼓勵和讚揚。但是楊教授認為，這些反對興建高鐵的人士，完全沒有看到興建高鐵的迫切性與必要性。他說道，經濟要邁入一個新台階，必須對交通網絡進行新的重組。日本和歐洲在二戰後的經濟發展，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在高鐵建設完備的基礎上的。如果香港不興建高鐵，則難以打通與中國內地的交通網絡，如此一來，又何談區域經濟的整合呢？封閉自守，對香港的投資與經濟活動，完全沒有任何好處。
文化土壤不同難等量齊觀
他又以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為例。相當一部分團體基於所謂「環保」理由，反對機場興建。但是，北京、上海、廣州以及泰國的曼谷，均已或正在修建第五條機場跑道。香港的機場不過是適度擴展其功能，就引起軒然大波，確實極為令人費解。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論也是如此，部分人士反應過度，而未能理性溝通解決問題。
然而，楊教授憂慮的還不僅僅是這些，他更看到，部分人士在反對具體的公共政策的同時，所採取的非常激烈的手段。他認為，激烈的社會抗爭，其手法源自歐洲。但是香港與歐美的文化土壤環境畢竟不同，不能夠等量齊觀。尤其是當年反對興建高鐵的人士，採取了癱瘓交通和包圍公務機關（立法會）的做法，不僅堵塞交通、影響了城市功能的運作，更是將負面影響遺留至今——自彼時開始，香港的社會運動就開始進入了激烈的時期。有鑑於此，楊教授以自己的感悟認為，青年人，應當勇於打拚，而不僅僅是對社會進行抱怨。他贊成香港的大學生關注社會，但他更提醒莘莘學子——學生，當以學習、讀書為本業。因而，他更加不贊成少數大學教授鼓動學生參加激烈的社會運動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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