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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7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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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創作的魔幻與民間


http://paper.wenweipo.com   [2012-10-17]     我要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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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時間2012年10月11月19時(當地時間10月11日13時)宣佈結果之前,諾貝爾獎委員會成員、文學獎宣佈者彼得.英格朗就已經電話通知了莫言,當隨後正式公布莫言獲諾貝爾獎時,他的反應「狂喜而又惶恐」。瑞典文學院的授獎聲明中,形容莫言創作中的「世界」令人聯想起威廉.福克納(美國作家、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和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作家、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 ■文:潘啟雯

「權謀」與「粗野」

 在中國當代文壇上,似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經歷了「先鋒文學」、「尋根文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寫作之後仍舊能夠保持旺盛的創作力和飽滿的思維活躍力,而莫言的超人之處正在於他異於常人的創作力,甚至可以稱得上文壇的「怪才」或「異端」。

 自1981年在河北保定的《蓮池》第5期上公開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始,莫言創作了31年,迄今為止發表了80多篇短篇小說、30部中篇小說、11部長篇小說,出版過5部散文集、1套散文全集、9部影視文學劇本,2部話劇作品。

《透明的紅蘿蔔》發表於1985年,是莫言的成名作,與短篇小說《枯河》算得上是姐妹篇,都有莫言少年時期當童工時親身感受到的痛苦經驗,但語言和寫法都不同,屬於探索和逐漸形成語言風格的作品。《透明的紅蘿蔔》創造了一個令人難忘的、被侮辱、被損害、被遺忘的「黑孩」形象,莫言說過,如果非要在他的小說中找一個原型,那一定是「黑孩」——從「黑孩」派生出幾百個人物,在他的文學世界裡濟濟一堂。

 在《紅高粱家族》這部系列小說裡,人們聽到(也似看到)敘述者馳騁在歷史、回憶,與幻想的「曠野」上。從密密麻麻的紅高粱中,他偷窺「我爺爺」、「我奶奶」的艷情邂逅;天雷勾動地火,他家族人物奇詭冒險,於是浩然展開:釀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還有抗日的血淚犧牲,無不令人歎為觀止。小說發表後,很快就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姜文、鞏俐主演,獲得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莫言一直有按捺不住的才華及衝動,一旦噴發,再大的詞語,再闊的口袋,也蓋不住箇中的張揚、激情、憤怒和玩世。無論他的面子繃得多緊,無論他的隱喻多麼巧妙,他總會忍不住叉腰批判指斥。語言到了莫言這裡,總有劍戟氣、鐮刀味,莫言號令「天下」的寫作手法,既「權謀」又「粗野」。

 與一般「鄉土文學」不同,莫言筆下的鄉間世界基本上是在同一空間內展開的,並且將生活還原為最基本的形態:吃、喝、生育、性愛、死亡……《蛙》裡高密東北鄉的百姓們「東躲西藏」、「鬥智鬥勇」,乃至「圍追堵截」的生活,不亞於戰爭場面:男人和女人疼痛哭號,許多母親要為腹中未曾出世的孩童付出鮮血和生命。《蛙》寫出了中國社會生育制度的巨大革命,但它不是從國家視域角度講述60多年來中國生育革命的變化,它是高密東北鄉的,它是個體的,它是民間的,它是莫言的,又決然可以是我們每一個人的。

民間邏輯的敘述者

 山東高密不僅僅是莫言地理意義上的家鄉,更是他幾十年來在文學創作道路上一直苦心構築的文學故鄉。他的小說創作幾乎從未離開高密,那是獨屬於他的「文學王國」。他在這片充滿想像力的土地上展開敘事,並向歷史縱深挖掘,向廣袤的中國鄉村延伸。

 眾所周知,「民間」是20世紀90年代知名學者陳思和在《民間的沉浮》和《民間的還原》兩篇論文中首先系統提出的。它不僅作為一個文學批評術語為文學史研究提供了生機勃勃的理論活力,而且作為一種文化意識和價值立場觸動了知識分子對自身存在價值的思考,在文學界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在莫言眾多的作品中,有關農村題材的作品尤其引人關注。莫言扎根故鄉高密民間文化土壤,使故鄉成為歷史和人性的展覽場。「『血緣』維繫著生命、責任、義務,同時也維繫著情感、道德和良知。在鄉土的民間社會中可以背叛朋友但決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先,否則就是一個被民間鄉土社會所唾棄的罪人。」這就決定了其小說屬於民間的最本色特徵——民間保持著它獨有的特徵,而作者站在民間的立場上不斷地給人們敘述著民間邏輯。

作品的濃郁色彩

 莫言的作品總是帶著揮之不去的濃郁色彩印象。其色彩的大膽運用,構建了屬於莫言的獨特的心靈世界和感覺世界。色彩寓意的變化則暗示了莫言主體意識的變化。不難發現,色彩就像橋樑,溝通了小說世界和莫言的內心世界。

 在莫言早期的作品中,最初的如《民間音樂》,偏重於文人文化色彩知覺形式。但到了《紅高粱家族》,紅色彷彿賦予了莫言的才情以一個集中的宣洩口,彷彿對莫言便有一種神秘的召喚力。作者讓紅高粱承載了作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徵意義——在充滿野性的血紅的高粱地裡上演了一幕幕動人心魄的故事 。事實上,莊嚴肅穆的紅高粱不僅僅是「我爺爺」和「我奶奶」生活、戰鬥的場景,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徵,一種符號,一種暗示和一種生命力的傳達。

 與早期相比,在莫言晚期作品中,綠色的使用份量比紅色大而多,並且總是和卑賤蒙昧的生存相關聯。《三匹馬》中,圍繞著被性壓抑著的蒙昧的人,基本場景是盛夏密如屏障、密不透風的綠色玉米地;《棄嬰》中的故事也開始於綠無邊際的玉米地;作者深惡痛絕的雜交高粱也有著暗綠色的毒液(見《奇死》後的信筆塗鴉);《狗道》中,瘋狂的狗群是由綠、紅、藍三條瘋狗率領著對人的攻擊;《歡樂》中,所有綠色的物像都是醜陋骯髒的,主人公對自身生存環境的由衷憎惡,乾脆抽象為對綠色的瘋狂詛咒。綠色的象喻指涉語義是醜陋、污穢、蒙昧的生存、盲目的生殖力。那結尾黃色的麻花蝴蝶,更區別於黃色的一般含義,更多地與死亡、邪惡聯繫在一起。

愛與創傷的童年

 莫言出生時家庭成員很多,有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叔叔、嬸嬸、哥哥、姐姐……在人口頗多的家庭中,莫言是一個「被忽略」的孩子,他對童年自己的描述是「相貌奇醜、喜歡尿床、嘴饞手懶,在家庭中是最不討人喜歡的一員。」

 雖然如此,莫言在童年依然是得到過愛的滋養的。在莫言的童年生活中,最深刻的愛的體驗來自他的母親。在飢餓的年代裡,深愛他的母親把自己的飯省下來給莫言吃,莫言也深深地眷戀著他的母親,因為童年享受過母愛的溫暖,才有了作品《豐乳肥臀》的誕生。

莫言曾說,「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飢餓伴隨著我成長。這樣的童年也許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吧!」「我的寫作動機一點也不高尚。當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頭地,想給父母爭氣,想證實我的存在並不是一個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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