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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蘭出土的聯珠對馬紋錦。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
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霍巍教授的「錦衣華裳：吐蕃出土織物的發現與研究」講座主要介紹他和他的團隊對於近年吐蕃出土的絲織物和織錦的發現和研究。
大眾一般都認為，絲綢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創造，中國人從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發現了那半個蠶繭開始；懂得如何製作絲綢以後，對世界文明作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先不說它的文化意義，古代的絲綢之路，在漢代開通以來，伴隨了大量絲綢的貿易，中國和周邊的地區、國家的文化也因此路而得以互相交通、交流。但是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都很少聽到青藏高原有絲綢品發現。很顯然，每當人們說起中西文化的交流，具體到絲綢、絲之路這樣的物品上，西藏高原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缺環。
吐蕃絲織品的來源
首先，所謂的「絲綢吐蕃」，並非指由吐蕃生產或製造的絲織物，而是指吐蕃通過各種途徑而獲得、使用，並明確出土於吐蕃墓葬當中的絲綢或錦類製品。不說不知，絲織品在吐蕃民族中的用途非常廣泛，或製作成衣；或為衣飾的鑲邊；或為馬具上的華麗裝飾；或為喪葬儀式的幡帳；或用於佛教用品上。然而，這表示吐蕃人學會了種桑、養蠶、繅絲織綢的技術嗎？非也。吐蕃人是驍勇善戰的民族；絲綢是門手藝精巧的藝術，所以吐蕃人最終還是沒學會這門手藝。根據王堯先生的研究，他指出：「吐蕃在佔領敦煌之後，曾經把當地的漢戶集中起來，編成一個專門從事絲錦生產的部落，稱之為『絲綿部落』，以供吐蕃對絲綢織物的需求。」
近年發現的吐蕃絲織物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青海都蘭縣熱水吐蕃墓葬中相繼出土了幾批重要的絲織物：出土於青海都蘭縣熱水鄉吐蕃一號大墓和陪葬墓中；青海都蘭縣熱水鄉血渭草場熱水河南岸吐蕃墓葬中；部分收藏於甘肅省博物館內；部分流傳於海外的紡織品。
青海都蘭縣熱水河的兩岸，均分佈著大批唐代吐蕃的墓葬，其中以編號為一號大墓的一座大型墓葬和其陪葬坑、陪葬墓中出土的絲綢的數量最豐富，品種也繁多，包括錦、綾、羅、緙絲、平紋類織物等。2004年，許新國先生曾在書中寫道：「幾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絲織品種。」及後，他在另一本書裡詳細地列出當中的品種和數量：「據我們統計，這批絲綢中，共有殘片350餘件，不重複圖案的品種達130餘種。其中112種為中原漢地織造，佔品種總數的86%，18種為西方中亞、西亞所織造，佔品種總數的14%。西方織錦中有獨具濃厚異域風格的粟特錦，數量最多；一件織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缽羅婆文字錦，是目前所發現世界上僅有的一件確證無疑的8世紀波斯文字錦。」許先生是根據絲織品上的紋飾和題材去推測它的產地或來源。
紋飾和題材
一般絲綢上的紋飾和題材大體上可歸納為兩大類：「東方系統」和「西方系統」。「東方系統」的紋飾和題材是指東方人喜聞樂見的紋飾，如花鳥、纏枝、雲氣等圖案；「西方系統」是指它的圖案是符合西方人的審美觀念，很有徽章式樣的感覺，如對稱的圖案。但是這兩類系統的劃分對判斷該絲綢的產地和來源沒有直接的關係。
上述的「西方」，大體上是指西域、中亞，甚至是更遙遠的西亞地區。即便如此，要推測它們的產地或來源仍然很困難，一來是因為吐蕃出土的絲綢品或碎片中含有明顯的西方文化因素，但其設計和製作可能並非直接源於西方，而是由漢地或漢匠參照西方紋飾和圖案題材，並依照漢地傳統織造技術而製作的「胡式」絲綢。二來，也可能是在吐蕃出土的、直接來源於西方（如粟特、波斯薩珊、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等）製作的絲綢。
吐蕃人使用的織物當中，有不少具明顯的西方文化因素，如喜用聯珠紋、對馬紋、對獸紋、含綬鳥等圖案作為紋飾。因受篇幅所限，以下主要介紹上述幾批絲綢中其中一個典型的紋飾作為例子：聯珠對馬紋。這個紋樣的基本特點是團窠聯珠紋，團窠是指一個圓環狀的圖案，由它組成了一個單元，在這個單元的中間，放置動物、花卉或別的紋樣。而聯珠對馬紋主圈內的圖案是一帶翼對馬，馬身有翼，頸上繫有一對後飄的綬帶，馬頭上各飾有一個團花形和一個對置的雙稜形構成的組合圖案，馬身下方飾有花卉。
類似這樣的帶翼對馬圖案，過去在新疆吐魯番地區有較多的發現。吐魯番出土的這類聯珠紋對馬錦在構圖方式上與青海都蘭所出的聯珠紋對馬錦雖然有極其相似的特點，但分別在於前者有的在馬足上還繫有綬帶。這類帶翼馬的圖案應當是起源於波斯薩珊，是西方流行的「天馬」圖案的一種表現形式。在一些波斯薩珊朝的織錦圖案上，仔細察看，可以看到單匹的帶翼馬，除了「馬生雙翼」這一個特點之外，還有一些細緻的特徵也值得注意，如馬翼上飾有聯珠紋樣，馬頸上繫有一對後飄的綬帶。新疆吐魯番、青海都蘭出土的聯珠對馬紋樣都有這些特點。波斯薩珊的帶翼馬的馬腳上也繫有綬帶，吐魯番所出的對馬紋中有與之類似者，青海吐蕃墓中卻未見此種圖案，說明這一個圖案在傳入中土的過程中，各地也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在西方織錦中，最具有波斯薩珊特點的其實是馬頭上方豎立的一個象徵日月的冠飾，這類冠飾在波斯薩珊朝作為王冠上的典型紋樣在伊朗出土的波斯文物中也可以看到。進入中土之後，顯然由於歷史文化背景的轉變，人們已經不太清楚這種徽記的象徵意義，所以將波斯王冠上的日月圖案演化為中土常見的寶花與雙稜形紋樣，而這種雙稜形相對的圖案在漢晉時代的圖像當中常常也被認為是具有特殊象徵意義的「勝」，經常出現在西王母圖像的頭部作為其佩飾的象徵。
結語
此次發現於考古、歷史等學科而言，實在是意義重大。雖然當中仍有許多地方需要通過對比、研究，才得以摸索出準確的歷史脈絡來。但畢竟，這批吐蕃出土的絲綢表明了青藏高原同樣存在著一條「高原絲綢之路」，當代的中原人和西域人，甚至是來自西亞、中亞的商人、旅者亦是藉著此路而互相溝通、交流，這個發現實在令人感到振奮。（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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