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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專訪聶華苓
本文特別鳴謝：台灣作家季季（季季女士一九八八年前往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WP），近幾年協助聶華苓女士為IWP提供台灣作家名單）及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李應平
《三生三世》，聶華苓這本回憶錄的書名，正是對她傳奇人生的最佳寫照——尋常人的一輩子，於她，卻是三世、三重天地。
生在武漢，二十幾歲去台灣從事創作，四十歲出頭與丈夫Paul Engle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WP）。輾轉兩岸三地、推動二十世紀國際文學交流的聶華苓，自喻為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她的生命被裹挾在大時代的歷史中，分割為三個階段、三個自我。
變更的是地點、人事，不變的，是聶華苓始終以身在「外」的敏銳心性，壯遊於浩瀚文學之「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部分圖片由安樂影片有限公司提供
《三生三世聶華苓》的重要意義，是用完整、清晰的脈絡，梳理出聶華苓這位對二十世紀華人文學界有巨大影響的女性的人生軌跡。導演陳安琪與聶華苓相識已四十多年，她是聶華苓長女的初中同學，又在愛荷華大學讀完四年本科，因而對少女時代起便相當親切的「聶阿姨」，有足夠扎實的理解。
這套歷時三年完成的紀錄片，是一份內容豐厚、線索全面的人物傳記。陳安琪的鏡頭中，展現出了聶華苓人生的複雜維度——她是內地人、台灣人、也是旅美華人；她是女人、妻子、母親乃至祖母；她是作家、「國際寫作計劃」創辦人、華人作家聚首沙龍時的女主人；那些身份，那些使命，那所有在歲月中積澱下的蒼勁情感，唯有見諸影像，才令人真切懂得，這位偉大女性的一生，超越了一般人三生的厚重。
「我在裡面，又不在裡面」
聶華苓看到陳安琪這套作品時的感情很複雜，她看著片中那個「自己」所走過的人生路，卻恍如在看「另外一個人的一生」，邊看邊發現：「原來自己的人生是這樣、這樣、又這樣過來的。」
「陳安琪拍這部片子花了三年時間，花了很大心血也花了很大一筆資本，我真的很感激她。」聶華苓說：「我看時就在想，她是怎麼把我的三生三世，濃縮進一個半鐘頭的呢？」素材其實拍了超過二百個小時，陳安琪跟隨聶華苓走過不同的城市、重新翻看年代久遠的相簿，從時光中捕捉、分辨那些往昔的漂泊痕跡，也灌注了自身對「聶阿姨」的深厚感情。
聶華苓認為：「任何藝術品都有藝術家的主觀感受在其中。」從主觀角度去看，她自然感動，而更難得在於，陳安琪同時也很客觀。
聶華苓對片子的肯定，並非因為「她在其中」。她說：「任何一部作品如果有那種程度的好，我都會認為是好。」對於聶華苓而言，她眼見「自己」在片中，卻又能像局外人般，作為一個客觀觀眾，去看片中人的「三生三世」。因而她說：「我在裡面，又不在裡面。」——在裡面，當然「一直都在」，不在裡面，又因那已不只是她的人生旅程，而更是一套紀錄片作品。
聶華苓歎說：「三生三世不容易啊，每一生一世都不易，那些重要的細節部分，組成一個整體。」而那整體，便是《三生三世聶華苓》。
當看到片中母親與丈夫過身的片段時，聶華苓會感到非常懷念。「畢竟他們都不在了。」身為作家，她親歷了台灣白色恐怖時代。「那段經歷真的很難受，尤其雷震他們被捕後，警察好幾次半夜來敲門盤問。」但她認為：「對於寫小說的人來說，各種不同的經驗，也滲透在寫作中了。」苦都吃過了，恐懼都受過了。時過境遷、現世安穩，今已八十八歲的聶華苓說：「我還要再寫。」
如今的她，依舊居住在愛荷華的家中，房子很大，樓上是生活空間，樓下則用來寫作。
生活很好，且在母親、祖母之外，又多了一個新的身份：曾祖母——她外孫女的孩子已滿九個月。平日，聶華苓在家中寫回憶錄，但因雙腿發麻所以不能坐得太久，而寫到某些故人的段落時，也會流淚，於是便放下電腦，開車出門處理生活瑣事。
半個世紀文學情
聶華苓從四十幾歲開始，便居住在愛荷華城，她的「枝葉」在這裡自如伸展，而這座小城於她的更深刻意義，自然是同丈夫Paul Engle在愛荷華大學共同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IWP），近半個世紀中，令全世界七十多個國家超過一千四百位作家來此交流。而其中的華文作家，則佔十分一——莫言、余華、白先勇、蘇童、畢飛宇、張大春、季季、蔣勳、董啟章……他們都曾在愛荷華，與其他國家的作家盡情交流。
愛荷華城不大，文學生活卻很豐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命名為「文學城」（City of Literature），愛荷華大學有許多文學活動，而愛荷華成為「文學城」的理由，當然基於愛荷華大學的IWP——聶華苓稱這主要是Paul Engle的貢獻。
身為美國詩人的Paul Engle，主持「愛荷華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二十二年，從最初一班只有七、八個學生，發展為一九六七年時全美第一流的作家工作坊，Paul本打算退休，但妻子的「外來作家」身份，卻激發了兩人創立「國際寫作計劃」的熱情。
聶華苓說：「一九六四年，我是外來的作家。」她深信文學範圍很廣，而一九六四年前後的愛荷華大學雖有少數幾位外國作家，但在愛荷華，既非老師，又非學生。於是聶華苓便動念創辦一個能承載所有「外來作家」的國際視窗，IWP由此誕生。
在鐵幕時代下，邀請東歐作家來美相當不易，而在台灣解禁初期，邀請像陳映真這樣的作家同樣要大費周折。IWP以文學為媒介，使兩岸三地的華文作家在長達三十年隔絕後，首度有機緣了解彼此、了解世界、走向國際。而聶華苓夫婦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為推動IWP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則令他們獲得一九八五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現時的聶華苓，仍是IWP諮詢委員會成員——每一年IWP，兩岸三地請哪些作家前來，都由她最終定奪。
IWP依舊按照聶華苓的初始思路邀請三地作家，她說：「有人匿名捐了五十萬美金，指明為IWP成立『聶華苓基金』，我用這筆錢每年的銀行利息，邀請一位大陸作家。」而台灣作家方面，聶華苓認為「文化部」的資助非常好。「龍應台『部長』不僅了解台灣，也很了解國際，了解IWP，『文化部』會提供每年的研究金。」香港方面，每年則由受邀擔任IWP委員的作家董啟章舉薦、何鴻毅家族基金贊助。
近半個世紀過去，聶華苓仍在促動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來到愛荷華，激蕩出超越意識形態的火花。文學是世間最美妙的語言，而她，則為全世界上千位作家，打開了這扇美麗的大門。
八十八歲的她，並不寂寞。因為她還在文學城「內」，她仍在寫作讀書，繼續邀請她認為適合的華文作家。半生的文學壯遊，始終未止。
作家總是在「外」的
《三生三世聶華苓》中，令人最為動容的表述，莫過於白先勇那句：作家總是在「外」的——這彷彿是為聶華苓人生軌跡所作的神來註腳。
內地、台灣、美國，她在每一世中，都是「外」人。三段人世歷練，她始終保有作為「外」人的疏離與清醒。
所謂「外」人，即是身處旁觀者位置上的、觀察得更為客觀的「局外人」。
白先勇在片中說：「作家必須是在『外』的。」聶華苓對此贊同之至，她相信：「必須在『外』，才能客觀，才能旁觀。」
聶華苓說：「寫作是一門創造、一門藝術——藝術當然不只包括狹義的雕塑、繪畫，文學也是一門藝術。而我作為一個藝術家，在創作時不可避免會有主觀。」就像李白、杜甫等詩人吟詩，是吟誦自己的心情，但她指出：「只有在『外』、做個旁觀者時，才能講出自己的情緒。」——詩人詠物時，心境自然又在物之「外」。
她坦言：「我現在也還是『外』人。」
在美國愛荷華城大半生，生活上當然是「主」，讀書有時寫作有時、出門旅行亦有時，一切都很自由，但聶華苓的「旁觀者」身份依舊。她說：「特別對IWP來說，我更是外人，因為已不再主持計劃。」但真是「外」人嗎？她又說道：「但我每年決定請哪些作家來愛荷華。我是外人，可又不是外人。」
是「外」人，又不是「外」人；聶華苓與她情繫半個世紀的愛荷華、她開始從事創作的台灣，以及她的故鄉中國，都長存著這樣一份辯證的關係；亦如她與記錄她傳奇歲月的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一樣，同樣是「身在裡面」又「不在裡面」。三生三世人間路，歲月裡那麼多錯綜複雜，或許唯有這般「在」又「不在」，才能凝練出如斯壯闊。
然而我們知道，聶華苓一直都在世間的文學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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