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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求助於民間組織的港歸老人裡，不乏曾經是社會中層的人士。一位不願意告知年齡與姓名的黃先生，就是一例。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年輕時做外貿生意，經濟條件不錯。在香港也有樓，但是卻「被人霸佔了」，沒辦法回去。他現在住在內地一個朋友家裡，這位朋友已經移民國外，與他曾是生意夥伴。黃先生稱自己是「零社交」，與親戚朋友家人完全沒有任何聯繫，自己一個人住，一個人照顧一切。
採訪中，黃先生一直不肯透露自己曾經遭遇的生活變故，他不願意讓社工探訪，而是自己走到新家園的辦公室，「我聯繫你們，只是怕死了沒人收屍」。黃先生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收入，靠的是從前的積蓄，到廣州住，是因為香港的物價太高，在這裡生活質素會好很多。他本身是香港人，現在卻希望可以做廣州人，「可以拿到社保，醫保」。
居廣州多年 仍關心香港
70歲的李伯則住在廣州東山口已年久失修的祖屋，牆壁十分黑暗，屋內雜亂。他1967年到香港，在香港工作多年，前幾年回到廣州養老。講起回到廣州的原因，他表示，當時內地物價相對於香港來說低很多，而自己在香港並沒有物業，回來住祖屋可以省下很多租金。從與他交談中可以看出，他十分關心香港，對於香港的時事都有所了解，並且也能說出不少自己的觀點，文化程度並不低。
「政府應該關心我們這一批人，放寬領生果金的限制」。李伯有多名子女在香港，但並沒有回香港與子女同住的打算，平時的聯絡也不多。由於沒有內地與香港的養老金，生活都靠自己以往的積蓄，往來香港也往往是一日來回，很少在香港過夜。
「我正在申請公屋，如果申請到，就考慮回去住。但是卻不知道要排多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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