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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的離去讓人感到惋惜。
今年1月2日，德國其中一位重要的漢學家顧彬教授（Wolfgang Kubin）收到香港作家也斯的電郵，相約見面。3天後，也斯因病辭世。
本周三，顧彬受邀來到也斯生前工作的嶺南大學舉行講座，題目為「大陸作家能在香港文學中學到甚麼？」猶如一場為了告別的聚會，話語間，充滿了這位頭髮花白的德國人對故友的懷念與敬重。 ■文：如是
很明顯，顧彬的香港文學參照坐標就是也斯。在他翻譯不多的中國當代作家和詩人的作品中，也斯有幾本德譯詩集就是出自他之手。「在德國，如果一本詩集賣了300本，就算成功了，再往後賣，可以說開始賺錢。也斯的詩集賣過400本。」顧彬用普通話說。他上周末剛在波恩參加完詩歌朗誦會，60多歲人仍頻頻往返於歐洲和中國，凌亂的頭髮和深深的眼袋，就像所有歐洲文化精英一樣，再長的歲月也無法改變他對文學、對文化標準的態度，老而彌堅。
講座一開始，他就談他對真正作家的定義。首先是獨立，然後是謙虛。「那些為了錢、為了市場的寫作者不叫作家，那些因為下海而放棄寫作的人也不能叫作家。」他對德國曾經出現一批高舉鮮明政治立場的作家特別失望，「因為1968年學潮之後，就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顧彬上世紀80年代中認識也斯，不久就開始翻譯他的詩，「他告訴我，他從16歲就開始發表作品。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寫作，哪怕是生病的時候，除了寫作，他真的就不會做別的了。這就是真正的作家。」
顧彬也見識過不少中國作家的自大和狂妄。有人找到他，想請他給新書寫序、翻譯，並應允付50萬人民幣作酬勞。還有人找他打聽怎樣聯繫馬悅然。他統統不理。對於中國文學，只有古典文學和少數現代文學及詩能滿足他的精英口味。他並不主動發掘當代的新作家或新詩人，因為「數量太大，好的又少。」
也斯的謙遜給他的印象很深。前者的幽默和開放，是作為知識分子應有的操行。也斯的英文極好，使得他每次造訪德國，都能與當地作家交流自如。「有次我們在柏林舉辦也斯的詩歌朗誦會，他一邊品著紅酒，一邊逗台下的觀眾發笑。」也斯也翻譯、比較研究德國歌德以來的文學，「但是大陸的很多作家既拒絕學外語，也從來不寫書評，對自己沒有反思。」
也斯還有作家對其他藝術形式的包容。「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常常與藝術家合作的作家。」也因為也斯，令顧彬認識了不少香港當代藝術家、攝影師，後者的作品所富有的強烈的現代性含義以及高超技巧，令他深深著迷。「說香港沒有文化、沒有文學，是個錯誤。」
文學作品裡的愛
顧彬也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堅持者，語言和故事，他更看重前者。他再次以也斯為例，他認為後者的美學觀來自宋朝，「站在邊緣寫作，從不代表中心，總是從小的事物著眼。」但在不少內地作家的文字裡，他卻常常讀到諸如「人類」、「國家」這樣大而空洞的詞彙，其實這阻礙了其寫作的可能性和空間。「有些中國詩人到了國外，就還是只寫中國，或者寫在外國的中國人，甚至有的根本寫不出甚麼作品。也斯卻能把從德國街道上看到的一些小花小草寫進詩裡。」
作為作家的顧彬，2000年開始才真正發表和出版作品。他說，自己在創作上也受到也斯不少啟發，比如文學作品裡的樂觀。「也斯的文字是充滿愛的，充滿對這個世界的保護。但大部分中國詩人的詩歌是悲哀的，小說裡只有恨沒有愛，只有報仇和破壞。」
但香港文學在國外並不成功，作家和詩人一直備受忽略。顧彬對此也頗為無奈，「這與香港缺乏政治背景，以及當地政府不太支持文學有關。」但在這位漢學家的心中，始終都為香港文學和藝術保留著一個位置，因為也斯是一個優秀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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