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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斯的離去讓人感到惋惜。
今年1月2日,德國其中一位重要的漢學家顧彬教授(Wolfgang Kubin)收到香港作家也斯的電郵,相約見面。3天後,也斯因病辭世。
本周三,顧彬受邀來到也斯生前工作的嶺南大學舉行講座,題目為「大陸作家能在香港文學中學到甚麼?」猶如一場為了告別的聚會,話語間,充滿了這位頭髮花白的德國人對故友的懷念與敬重。 ■文:如是
很明顯,顧彬的香港文學參照坐標就是也斯。在他翻譯不多的中國當代作家和詩人的作品中,也斯有幾本德譯詩集就是出自他之手。「在德國,如果一本詩集賣了300本,就算成功了,再往後賣,可以說開始賺錢。也斯的詩集賣過400本。」顧彬用普通話說。他上周末剛在波恩參加完詩歌朗誦會,60多歲人仍頻頻往返於歐洲和中國,凌亂的頭髮和深深的眼袋,就像所有歐洲文化精英一樣,再長的歲月也無法改變他對文學、對文化標準的態度,老而彌堅。
講座一開始,他就談他對真正作家的定義。首先是獨立,然後是謙虛。「那些為了錢、為了市場的寫作者不叫作家,那些因為下海而放棄寫作的人也不能叫作家。」他對德國曾經出現一批高舉鮮明政治立場的作家特別失望,「因為1968年學潮之後,就再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顧彬上世紀80年代中認識也斯,不久就開始翻譯他的詩,「他告訴我,他從16歲就開始發表作品。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寫作,哪怕是生病的時候,除了寫作,他真的就不會做別的了。這就是真正的作家。」
顧彬也見識過不少中國作家的自大和狂妄。有人找到他,想請他給新書寫序、翻譯,並應允付50萬人民幣作酬勞。還有人找他打聽怎樣聯繫馬悅然。他統統不理。對於中國文學,只有古典文學和少數現代文學及詩能滿足他的精英口味。他並不主動發掘當代的新作家或新詩人,因為「數量太大,好的又少。」
也斯的謙遜給他的印象很深。前者的幽默和開放,是作為知識分子應有的操行。也斯的英文極好,使得他每次造訪德國,都能與當地作家交流自如。「有次我們在柏林舉辦也斯的詩歌朗誦會,他一邊品著紅酒,一邊逗台下的觀眾發笑。」也斯也翻譯、比較研究德國歌德以來的文學,「但是大陸的很多作家既拒絕學外語,也從來不寫書評,對自己沒有反思。」
也斯還有作家對其他藝術形式的包容。「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常常與藝術家合作的作家。」也因為也斯,令顧彬認識了不少香港當代藝術家、攝影師,後者的作品所富有的強烈的現代性含義以及高超技巧,令他深深著迷。「說香港沒有文化、沒有文學,是個錯誤。」
文學作品裡的愛
顧彬也是現代主義文學的堅持者,語言和故事,他更看重前者。他再次以也斯為例,他認為後者的美學觀來自宋朝,「站在邊緣寫作,從不代表中心,總是從小的事物著眼。」但在不少內地作家的文字裡,他卻常常讀到諸如「人類」、「國家」這樣大而空洞的詞彙,其實這阻礙了其寫作的可能性和空間。「有些中國詩人到了國外,就還是只寫中國,或者寫在外國的中國人,甚至有的根本寫不出甚麼作品。也斯卻能把從德國街道上看到的一些小花小草寫進詩裡。」
作為作家的顧彬,2000年開始才真正發表和出版作品。他說,自己在創作上也受到也斯不少啟發,比如文學作品裡的樂觀。「也斯的文字是充滿愛的,充滿對這個世界的保護。但大部分中國詩人的詩歌是悲哀的,小說裡只有恨沒有愛,只有報仇和破壞。」
但香港文學在國外並不成功,作家和詩人一直備受忽略。顧彬對此也頗為無奈,「這與香港缺乏政治背景,以及當地政府不太支持文學有關。」但在這位漢學家的心中,始終都為香港文學和藝術保留著一個位置,因為也斯是一個優秀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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