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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周恩來、鄧穎超於紅岩村。
抗戰全面爆發後，首都南京淪陷，存亡之際，國民政府遷都重慶。隨即1/3以上的高等院校（40餘所），2/3的軍事工業，90%的專家學者，3000餘萬淪陷區難民紛紛向重慶轉移，實現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文化中心由東向西的大遷徙。西方記者驚歎，這是自遊牧時代以來最大規模的人類遷徙，這是中華民族的「出埃及記」。
遷都重慶使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企圖落空。1938年起，氣急敗壞的日軍對重慶進行「無差別轟炸」，出動近萬架飛機於市中心投放萬餘枚炸彈，致30萬民眾罹難。在重慶李子壩抗戰遺址博物館中，記者找到一組大轟炸照片，遇難者屍體堆積在坡坎上，街道被血染紅。這樣的轟炸伴隨著重慶渡過8年抗戰歲月。
專家指出，重慶抗戰精神的珍貴之處，在於無論日本如何轟炸也未使它屈服，重慶成為當時中國唯一未被日本佔領的大城市，成為中國人的「耶路撒冷」。
重慶的抗戰文化精髓不止於此，重慶還是「全民抗戰」的重要政治舞台，見證了中華民族空前團結；當時國共雙方各有政治據點在此，但皆願不計前嫌，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完成抗戰到底的民族使命，此為重慶抗戰文化最令人感動與感慨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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