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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帶著溫情暖意的信件。 網上圖片
陶 然
那個時候，哪裡會想像得到，電子時代竟會如此排山倒海而來？望著滿城男男女女，無論坐地鐵還是趕路，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在玩iPhone或iPad，我感慨不已：他們真的忙到如此田地了麼？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吧，「大哥大」剛問世不久，儼然成了富豪象徵，走在中環街頭，不時有老闆倚在停靠路邊的勞斯萊斯旁，叼著雪茄，吩咐旁邊的司機，阿邊個邊個，你撥個電話俾李老細啦！那人立刻聽命。當時一部大哥大要一萬多兩萬元，在我們看來是大數目，是有錢人的身份象徵，可望而不可及，從不做非份之想。
但是，很快的迷你手機便越賣越便宜，鋪天蓋地流行起來。我本來抗拒不買，但它實在方便，一機在手，四通八達，隨處可以聯繫。身邊人人都有，見到久違的朋友，人家劈頭就問，你的手機號碼？你說沒有，人家以為你是外星人呢，瞪大眼睛，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是啊，這個時代，手機是最好的聯絡工具，即使速遞也遠不如它簡單快捷方便。從此，具有歷史意義的郵件便不可避免地式微了。
但那時，我們並非身處電子時代，莫說手機，連電報也罕見，還沒問世的傳真更不用說了。那時對外聯繫，主要就靠郵政。上小學的時候，特別羡慕大哥時有信件翩翩而來，看著信封上貼著色彩繽紛的郵票，不禁十分嚮往，渴望極了，窮極思變，於是便塗了幾個字，寫上自己的姓名地址，貼上郵票，投進街邊郵筒，開始著急地等待。每天中午便坐在家門口，望著穿著綠色制服的郵差踩著自行車姍姍而來，心中充滿希望，但那中年郵差並不停下，逕自駛了過去。久候的期望落空，於是又再引頸期待。直到那一天，郵差照樣駛了過來，已經騎過頭。唉，又是沒有！我萬分失望，正待回去，那郵差又兜了回來，一臉蠱惑的笑容，笑嘻嘻地遞上一封信；一看字跡，赫然是自己寄給我自己的信！但這小小秘密，不久就讓母親揭穿了，哪有你那樣自己寄給自己看的？
終於離開萬隆的家了，我在北京第六中學做寄宿生，上午課間操時就去傳達室看看有沒有家信。傳達室老頭總是把信插在外面牆上特備的信格上，信並不多，只有部分單身寄宿教師以及我們幾個來自海外的人才會有，所以也很簡單。
進了大學，信件分到學校，學校分到系裡，系裡再分到各級各班的郵箱，由班上專責的同學午飯時分發，倒也秩序井然。那時，家信也就成為我們飄零在外的一種慰藉。我記得媽媽說過，很感激她當校長的父親讓她讀書，那時女孩子是不必唸書的。她讀書，也就造就她日後隔洋與我書信來往。當時海外關係還是很敏感的，當那貼著外國票的郵件翩然而來的時候，一面歡喜，另一方面也不免擔心別人異樣的眼神。特別是當外號「天津青皮」的同學伸過頭來，神秘地耳語，海外來信了？頓時嚇了我一跳。明知他並無惡意，只是喜歡開玩笑而已，但心裡還是不舒坦。
臨離開北京時，我住在市府大樓附近的三廟街二樓，那座樓共三層，樓下有一個可以隨便打開的公共信箱，無人掌管，這座樓的所有私人信件都由郵差放進去，任何人經過，都可打開看一看。那時根本沒有隱私的概念，不會想到有人會偷看私信，也覺得即使偷看了又如何？因為沒有甚麼秘密可言。但期望有信的心情不減，當郵差高喊，三樓姓李的，有掛號！樓上的人噔噔噔從樓上沿樓梯奔下來的時候，我便趴在窗口，看那從北大荒插隊請假回家的女中學生拿筆就著自行車座簽收。我曾看到她扛著自行車上樓，因為當時很亂，自行車經常不翼而飛，放在樓下很不保險。
但後來我才知道，信件並不保險，因為聽說Z下鄉時，有仰慕她的中學同學給她寫信，但所託非人，那農村孩子撕下郵票竊為己有，將那封情信丟進河裡飄走了！於是再千言萬語訴衷情，也就如此這般付之東流水。
事實上也是，那時我在哈密一個周圍皆是茫茫戈壁灘的煤礦區探望我四姐，那裡交通閉塞，冬天僅有放進地窖的大白菜供應。郵差乘著定點大卡車從哈密送信，每周兩次。當時女朋友在烏魯木齊，通信也極不方便。有幾封信久久不到，她猜想有人中途攔截，她甚至在信中哀求拆信人放過可憐的人。
到了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中，那時信件還是很主要的聯絡方式。除了公眾假日，每天兩次的派信時間便成了我的期待時刻。我後來還有過許多手寫信件，但可惜後來搬家時好多都給處理了。那時不覺得珍貴，不知不覺間，隨著手機、電郵的興起，人們更重視它快捷實用，信件已被冷落，驟然銳減，那也是可以預計的事；如今，你可以問問八十後九十後，你生平寫過一封信麼？我相信都會說，沒有！現在連求職信都用電腦發出，寫信來做甚麼？尺牘？已經是廢棄的老古董了！
如今，信件來往幾乎已成絕響，打開信箱，盡是公文來往、催交賬單，還有推廣傳單，全是一式的冰冷語言。我們應該到哪裡去尋找具個性的私人信件呢？或說我沒有與時俱進，那我承認。但是帶著溫情暖意的信件，如今也確實難覓了。這或者可以理解成越是現代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變得越來越疏離越冰冷，因為都是個體化運作，人們不必依靠他人協助，都可以獨立運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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