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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百年憂患，秉承「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與文藝工作者自然難以獨善其身。事實上，不少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文藝工作者都有投身政治的經驗，希望在文字與文藝內外推動現實改變。近代新詩運動中新月派的旗手聞一多大概是箇中的代表，他在上一個世紀二十年代創作的〈靜夜〉，正正表達了這種現實情懷：「這神秘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裡顫動著感謝的歌聲。 ／但是歌聲馬上又變成了詛咒，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遼闊的邊境。 ／這四牆既隔不斷戰爭的喧囂， ／你有什麼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知識分子或文藝工作者往往頭巾氣十足，要投身政治，自是凶險滿途，像聞一多這樣剛正的知識分子，也是死於政治暗殺的冷槍之下。當然，也有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直接投身社會運動甚至政黨政治的鬥爭工作，但知識與創作本強調個人的情趣、良知與獨立性，這往往與政治所強調的集體性矛盾，而這正正為中國近代史創出一齣接一齣的悲劇（如果不是鬧劇的話）。面對混亂的時局與歷史的洪流，知識分子與文藝工作者該如何自處？這或許也是刻下不少知識分子與文藝工作者該認真思考的埋身問題，近看「一條褲製作」的《最危險的時候》， 則正正叫我想起了這些。
知識分子的自況
《最危險的時候》的主角是中國近代著名劇作家田漢，而劇名正出自田漢著名作品《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歌詞。田漢生於動盪年代，除了一生寫出六十四部劇作，為中國話劇奠基外，更投身現實中的政治，一圓知識分子的救國夢。田漢後來雖然位居全國劇協主席的要職，但文革期間，卻最終捱不過一波又一波政治批鬥，於1968年病死於獄中。
正如演出場刊所言，田漢的一生傳奇，足以寫成數百頁的傳記，但編劇陳敢權卻把焦點集中在他死前的兩年，可見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在動盪時代所面對的困局與自我拷問，才是《最危險的時候》的主題。正如編劇陳敢權自己所說：「這不是一齣歷史劇，更不是人物的傳記，只是根據一些史料引發出來的靈感迸發而作的戲劇寫作。」田漢生前，曾在名作《關漢卿》中，借關漢卿這位古典劇作家，投射出他對文藝工作者的自我與藝術創作的掙扎、思考與反省。與此相似，陳敢權也是藉著對田漢這位近代戲劇之父的人物塑造，投影他對文藝工作者的地位與文藝創作的思索。可以這麼說，陳敢權筆下的田漢，也正是田漢筆下的關漢卿。或許，對於熟悉現代中國歷史與文學史的觀眾來說，他們會不滿編劇陳敢權的取材，就是無法呈現一個「複雜而真實」的田漢。
然而，我覺得從一開始，《最危險的時候》的重點並不是呈現一個真實的田漢，而是借一個歷史人物，寄託作者由此引發的感受：在一個動盪的大時代中，面對言論受打壓，是非顛倒，文藝工作者該如何本著良心與自省，運用珍貴與有限的創作自由，寫出自己的真確感受。
唯有藝術才能昇華一切苦難
正因為《最危險的時候》更接近一部帶有自況意味的心靈傳記與寄託之作，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最危險的時候》大量交織田漢著名劇作的演出片段。這不是「戲如人生，人生如戲」等老生常談的濫調。編劇陳敢權通過這種虛實交替的筆法，抒發的大概不是「人生如夢幻泡影」的虛無嘆喟。因為對於他筆下的田漢來說，戲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戲，或就如他的名作《名優之死》中的京劇演員劉振聲，能死於舞台，才是人生最終極的完成。
所以，最後當導演安排了關漢卿與紅顏知己朱簾秀，在田漢倒下的地方，對唱起《雙飛蝶》，再以話劇的形式「實現」田漢話劇要救國的夢想，並以眾人低吟《義勇軍進行曲》作結，我覺得這才是對一位「生於舞台，死於舞台」的前輩的最佳致意： 唯有藝術才能昇華一切苦難！ ■文：小西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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