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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貴
五代時期的舞台上，各色人等象走馬燈似的轉個不停，真正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那些爭權奪勢的君臣們，長命的不多，善終的更少。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其中有位二號人物，卻能左右逢源，長興不衰，屹立於政治舞台中心而不倒。他就是眾說紛紜到如今的宰相馮道。
馮道從政三十餘年，拜相二十餘年，先後服侍過十個皇帝。到後來，幾乎成了「宰相專業戶」，以至當權者慕名請他去主政。太平盛世做到「三朝元老」都難，兵荒馬亂之際能做「十朝元老」談何容易？更何況，馮道「受僱的東家」並非一姓而是四姓。看過馮道宦海經歷者，莫不感到雷人至極，不可思議。然而，當你再看後人的評價時，又如入訟辯之堂，不知該聽誰的好了。總體印象是：毀多於譽和者寡，讚聲沒有罵聲高。
讚譽馮道的史籍以薛居正主持編撰的《舊五代史》為代表，譭謗馮道的史籍以歐陽修主持編撰的《新五代史》為代表。《舊五代史》裡的馮道，幾乎就是道德上的完人、大臣中的表率。《新五代史》裡的馮道，則是「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的無廉恥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指責他是「奸臣之尤」，毛澤東在早期文稿中說，「五代綱維橫決，風俗之壞極矣，馮道其代表也」，范文瀾稱馮道是「奴才的奴才」，余秋雨則稱其為「走狗的走狗」。同時，為馮道翻案的聲音自古而今從未間斷。南懷瑾原也批過馮道，後來卻在多個場合為馮道喊冤叫屈。他認為，馮道不貪財、不好色，品行無懈可擊，當時沒人反對他。後人攻擊他是站在儒家立場上，用氣節說事。
那麼，氣節難道就不重要了嗎？我們知道，每逢改朝換代之際，那些前朝臣子，往往陷入進退兩難境地，茫然不知所措。秉性貞烈者，為保全尊嚴，拒絕為後朝服務，甚至以死殉國，這叫「忠臣不事二主」；識時達變、改換門庭者，便是「貳臣」。依照這樣的原則和標準，馮道便是「貳臣」中極品，因為他一再失節，創下了失節的最高紀錄。
乾隆41年，乾隆曾詔令編撰《貳臣傳》，將洪承疇、祖大壽、馮銓等120餘人打入另冊。細覽乾隆的詔令，你會發現，乾隆也是個耍滑頭的主兒。當初江山未穩，清廷千方百計籠絡明末大臣前來歸附，說什麼「以靖人心，以明順逆」；待得江山穩固後，又把那些有功於大清的明臣列為「貳臣」，說什麼「崇獎忠貞」，「風勵臣節」。乾隆的用心，無非是以儆傚尤，防止清廷官員今後變節。如此看來，臣節問題不單是個人操守，也是帝王鞏固家天下的政治防線。
怎樣看待「貳臣」現象，歷來存有爭議。追溯起來，開「貳臣」之先例者亙古就有，且不是個案，其中影響較大的是上古名臣伊尹和春秋名相管仲。
伊尹生活的夏末商初，天下很不太平，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過。為改變世道，造福蒼生，伊尹勇敢負起責任，先後五次遊走於商湯和夏桀之間，終於幫助商湯平定了天下。宋代王安石曾以此為例，回答唐介對馮道是否純臣的質問。王安石認為，馮道當然是純臣。就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那樣，意在百姓的安寧，怎麼能說不是純臣呢？事實正是這樣，契丹企圖趁機洗劫中原，沒人出來救亡，馮道卻能說動契丹皇帝罷手。就連罵馮道最厲害的歐陽修也承認，「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
公元前685年，齊國發生內亂。公子糾在管仲與召忽的輔助下，同公子小白爭奪君位失敗後被逼而死，召忽以身殉主。被押回齊國的管仲，不僅沒有殉節，還應桓公之請做了宰相。
對於管仲的行為，孔門也有爭議。在《論語·憲問》篇中，子路和子貢都對管仲的仁德提出疑問，孔子回答說，管仲輔佐桓公，多次會盟諸侯，不訴諸武力而一匡天下，老百姓於今仍在受益。怎麼能要求他像普通人那樣拘於小節呢？孔子儘管也曾指出過管仲的不足，但在總體上肯定管仲有維護和平以利天下之仁德。就是說，管仲屈節建功，惠及天下，乃為大德，可以不追究小節。
其實，在私有制社會中，節操之論不僅僅是私德問題，還涉及到官德與公德的關係。所謂官德，是指官場守則，須向朝廷負責，說到底是忠君效主，兼濟天下。所謂公德，是指公共守則，須向社會負責，包涵了人際交往的方方面面。相比較而言，官德不代表公德，公德高於官德。馮道臣節不保，主要反映在官德上。馮道數易其主，臣節不保，有失官德，已成歷史定論。但馮道為官期間，能以「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為守則，盡心輔政，穩定亂局，勸諫當權者力戒驕奢淫逸，體恤天下蒼生，為政為民做了不少好事，而且治學有成，述而有作，在公德與私德上均無可挑剔。雖非忠臣，也是良臣。同僚范質稱讚他「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馮道自己則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自詡。按照孔子的說法，馮道也應算作仁德之人。否則，蘇東坡和王安石也不會把馮道看作是菩薩再來、活佛轉世。
古往今來對馮道的評述甚多，貶者有貶的道理，褒者有褒的理由，但有一點卻很少有人論及，那就是他一生遭際中的心理變化，尤為值得探究的是，馮道這種「變形金剛」似的人格是怎樣形成的。按照榮格分析心理學的觀點，馮道人格的形成，是有跡可循，有因可察的。
五代時期，門閥士族觀念依然盛行。馮道入仕之後，因為出身寒微，經常遭人譏諷。即使官至宰相，也難免受人奚落。據《舊五代史·馮道傳》記載，有一位叫任贊的工部侍郎，對馮道這位頂頭上司很不以為然。一次退朝，任贊走在馮道後面，與同僚議論說，馮道如果走得急了，說不定會從身上掉下一本《兔園策》來。《兔園策》亦稱《兔園冊》，因梁孝王所建皇家宮苑而得名，是當時鄉村塾師教習兒童的啟蒙課本。任贊拿《兔園策》說事，明顯有嘲弄馮道身世低下、學識淺薄的意思。《新五代史·劉岳傳》也有類似記載，情節大致相同。
因出身遭受歧視刺激的人，內心底處難免自卑，並會產生一種倔強的反抗心理。這種心理鬱積的發展有兩個方向：或者是外傾，不顧生死，報復社會，甚至走向不歸路；或者是內傾，暗暗較勁，發奮圖強，作出一番事業來證明自己。在政權的頻繁更迭中，馮道所以能委曲求全，虎狼叢中立身，並不全是官癮作怪，為做官而做官，很大程度上是想讓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看看，我馮道豈是低俗平庸之輩。這樣的人格特徵，我們不僅能從馮道的人生經歷中看出端倪，也可以從他所著《仕贏學》、《榮枯鑒》、《長樂老自敘》等書中窺見堂奧。馮道能在亂世的泥沼中保持「金剛不壞之身」，得益於他熟諳官場之道，游刃仕途之險，以變應變，能屈能伸。馮道，字可道。用「道可道非常道」來解讀馮道的人生，也許最貼切不過了。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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