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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史塔威爾
「投機」、「壟斷」、「貪婪」、「國際化」、「不安全感」……這些詞條常常與香港、東南亞的超級富豪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而他們的種種生活，也一向是滿足人類「八卦之心」的上佳來源，香港、東南亞巨富的生活總比電影和電視劇精彩。然而，美國資深中國事務觀察家、《中國經濟季刊》總編輯喬．史塔威爾的《亞洲教父：香港、東南亞的金錢和權力》則用更為細緻透徹的眼光揭示了站在亞洲財富金字塔頂端的各色人物的「生意經」與「真面目」。 ■文：潘啟雯 圖：網上圖片
早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東南亞地區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時，1996年《福布斯》雜誌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上，東南亞這個「沒有一個非國有公司進入世界500強」的小地區，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24個人中佔據了1/3，在前50名中也竟然佔了1/4，這些神秘的富豪大亨到底如何掌控東南亞經濟？史塔威爾對身處「奇跡」中的亞洲富豪們做了一次集體「祛魅」，在《亞洲教父》中，作者為亞洲商業大亨們賦予了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稱謂——「教父」。
教父的金錢遊戲
史塔威爾開篇便強調：人們不可視「教父」為「有組織犯罪組織領袖」。作者只不過借用這個帶有「羅曼蒂克迷思」的名詞，以形容「家長式統治、大男人主義和冷漠高傲」地搭通政壇天地線之巨賈。書中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歸類為有權無錢的政客與有錢無權的商人互補不足、組成無形「財閥集團」的重要人物，他們攻守同盟、壟斷市場、操控價格等，並千方百計取得專利權。事實上，這種「商界詬病」，亦可視為善於鑽營、長袖善舞、全心全意為股東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業行為，與做非法勾當的「教父」大異其趣。而書中「教父」們懷著簡單而固執的思維方式演繹出的故事造就了其人生的精彩性和可讀性，與充斥當下的眾多展現內部衝突與焦灼的作品形成鮮明的對比。
更為難得的是，每一章正文後數十個註解、書後數十頁的人物表、長達近20頁的資料索引和圖表，都注定此番閱讀並不輕鬆。當然，考慮到作者對於書中指名道姓的描述，為了不至招惹「誹謗官司」，整部作品字裡行間都透著盡訴客觀的小心翼翼，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對於這一地區的歷史背景和1997年金融危機的宏觀經濟背景，作者都做了學術論文般的闡釋，這樣的體例安排，更彰顯了一分厚重和濃濃的「學術味道」。
李嘉誠、郭鶴年、謝國民、林紹良、鄭周敏……在這些神秘莫測、遙不可及的響亮名字背後，史塔威爾以東南亞6個國家或地區的華商巨亨「教父」為經，以同一時期區域政治經濟結構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變遷為緯，鋪陳出一部亞洲商業「教父」的發跡史、時代劇和進化論。這並非甚麼「演義」或「傳奇」，恰恰相反，它宣告了「東亞奇跡」神話在東南亞的幻滅與破產：富豪巨賈是歷史遺產、時代政治與經濟大環境共同影響下的產物，卻難以發展為具有影響力的企業家與理論家；「教父」們依然保留著傳統家長式作風、濃厚的男權意識以及冷漠高傲的神秘感，卻未能帶來先進的經營理念、管治經驗與發展哲學。
別被虛象欺騙了
史塔威爾對亞洲「教父」的剖析，新發現的史料不多，卻有不少新看法，值得大家注意。
其一，「教父」們的華人屬性並不明顯。在華人社會和文化邊緣生存的大亨們，由於內心的不安全感，在身份扮演中往往選擇去掉「中國性」而保持本土化，只不過為了贏得華裔社區的領導地位，他們需要保持一點中國化。新加坡的李光耀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更喜歡叫自己「哈里．李」，並認為自己不再是華人。不過，當他需要借助儒家文化和亞洲價值觀來解釋新加坡的成功之時，他又變成了「李光耀」。
其二，他們並非出身貧寒。在人們熟悉的種種白手起家故事中，這些富豪大多以出身貧寒、勤勞致富的姿態出現，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以泰國前總理他信．西那瓦為例，他宣稱自己是一個苦孩子，父母辛勤工作才能勉強維持一家生計。史塔威爾「揭秘」說，他信家族是著名的納蘭王朝的後裔，而他信本人畢業於當地最好的軍事學院，後來成了一位將軍的女婿，憑借諸多優勢，搖身一變成為了泰國最富有的商人。
其三，「選擇性節約」。見諸報端的另一個常見說法是「教父」們喜歡節約，他們的「選擇性節儉」也確實令人大開眼界。富豪們往往收取比掃地雜工還低的工資，以示不計較收入「無償為股東服務」。「薪金比白領都藍領」。史塔威爾指出香港有薪俸稅而無股息稅，並揭穿了「低薪之謎」——在香港工資要被徵稅，而股息卻不被徵稅，這常常成為富豪們避稅的方式。
立品比賺錢重要
那麼，香港、東南亞的「教父」們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有多大呢？此前，人們一直迷信：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該地區的高速經濟增長及此後的經濟復甦，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於那些「教父」級人物。史塔威爾給出了一個有趣的回答：「『教父』們更多的是經濟增長的受益人而非驅動者」，他們的貢獻「遠比人們普遍認為的要少」。當然，為了得出這樣的結論，作者的立論、推演和取證都非常小心，進而也促成了過多的註釋。所以，給閱讀這本內容很學術但歸類於財經類的讀者們提個醒，研究「教父」可是個嚴肅的事兒，沒那麼好玩。
事實上，「教父」們「利用政治的無效率獲取利益」並創造了巨額的個人財富，但他們企業的業績一般都要比所在國的總體國民經濟遜色不少，例如，泰國在過去20年間農業和製造業的生產率增長就要明顯高於大亨主宰的服務業。另一方面，「教父」們控制的上市公司收益一直很差，從而導致東南亞的證券市場在過去20年裡一直是表現最差的新興地區證券市場。
與大銀行之間保持的良好關係以及對資本市場技巧的嫻熟運用，更能為「教父」的財富帝國帶來「四両撥千斤」的借力效應。滙豐銀行對包玉剛和李嘉誠的事業騰飛起了點化作用，泰國的陳弼臣家族、新加坡的李光耀家族與黃廷方家族背後則是盤谷銀行、星展銀行、大華銀行、中亞銀行的身影。而在東南亞的證券市場，「教父」們通過金字塔式的控股模式，隱秘有效地掌握著控制權。
一個人創造了數以百億計的財富，肯定有著過人的能耐，因此「益後人」的，不應僅限於金錢，一定要把克服困難、創業致富的經驗一併傳諸後世，才不枉此生。而在作者看來，「教父」們雖然富可敵國，然而事實上，他們無論在企業管理還是發掘及利用人才上，並無垂範後世的建樹，等於發大財卻在社會層面無法「立品」（不少巨賈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數例子中，那只是他們為身後立名的投資），令人引以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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