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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每個人的人生都一定會發生一些事、遇到一些人、出現一些問題，頭破血流全盤推翻之後，再去冷靜省視之後的路要怎樣走。對何式凝來說，生命最初遇到的那個最重的人，偏偏只愛男人，就是這樣一種劫數。
她說：「正巧我是做學術的，所以我就去在社會理論、學術範疇、知識生產範疇找一些解決方法，但如果我不是，可能就會接受輔導，也可能會精神失常會憂鬱。」在她看來，憂鬱其實也是好的。「因為那就會去求助那些臨床心理學家，而那些人會帶你用另一種方法去了解世界。」困境與其後的解決方式加在一起，才會形塑出之後的人生。何式凝認為：「如果從未遇到這些問題，那麼其實很難建立起一種對自己的看法。」
人總需要某個契機去認識到世界的本來面目—即使不是戀情困局，也可能會是家人親朋的其他問題。「這些是幫你建立自己身份的很重要元素。正因為這些際遇，你才知道，『我』想怎樣，『我』是誰。」否則，一路都面目模糊。
何式凝說：「我相信他是我創作的泉源。」
有恨過麼？「又沒至於承認是恨，但那是很bitter的情緒。」且不會輕易和人去講—新的朋友當然不會講這些，舊的朋友像是明哥（黃耀明）那些更不必舊事重提，那可以和誰講呢？訪問出來之後，新加坡一位朋友對她說：「其實我知道了，你一直都很想講，是不是？潛意識裡一直覺得他欠了你？是不是？」何式凝當場時就哭到難以自抑。
可能吧。她淡淡地說：「可能我心裡始終覺得他對我不夠好。」
正因為她從沒完全放開過這種期望，正因為他們共同經歷過那麼多事情，她才會在某些時刻感到劇烈失望—並不是他真的做了甚麼事傷她，只是她畢竟是個女人，她會覺得：「他為何不能generous一些呢？多體諒些我的感受，那樣我的人生會好很多。」
如果他要的是彼此一年中見一次面喝一次茶，那麼她情願不要。她會想的是：「為甚麼你一年中除了喝一次茶，不能打個電話給我呢？」但後來她知道了他就是做不到。「於是，我覺得大家遙遙對望，也是一種方式。那麼我可以利用這個distance，去搞創作，通過藝術，將一些痛苦的事，變得有美感。」
所有的堅強與自我緩釋，都只不過是因為愛。
何式凝說，如果她的人生不用這個人作為起點去解釋，那她都不知道該用甚麼作為起點去講。「個個學生都問我，為何你講這些理論、讀這些書、在社會上講這些話、無端端去搞這些研究。」該怎麼回答？不過是因為背後有過那樣一段愛。好友明哥出櫃一周年，她方才醒悟，原來自己也是直到過去一年中才敢講出來：「之所以研究同性戀，是受到我的好朋友明哥的影響。」
何世凝謹小慎微的態度是因明哥的轉變而變得開放。「之前我很小心，不敢講，其實我整個人生一直都在講謊話，但過去一年，突然有些謊話不需要再繼續講，所以relax了一些。」她因而覺得很多事不用再遮遮掩掩。「明哥出櫃之後，我至少可以告訴別人我的個人歷史中轉折點是明哥，而before that，我的世界單純如水。至少如今出自傳寫序時也可以堂堂正正寫上明哥的名字，實在地去記錄我們30年的友誼。」口風鬆了一些，就不為意地，鬆了更多。所以與詞人的過往，才也會從她口中道出。
至於詞人的感受為何，何式凝一無所知。她坦言：「他如果會來告訴我他的感受，那麼我們之間就不會是這樣，整件事會變得不同。但我很sure他不會面對，他會裝作不知，他也不會來找我。」曾經手臂骨折的時候，她剛好寫完了自己自傳的前100頁，打電話給詞人，想請他帶著電腦過來探她，順便兩人聊一聊她所寫的內容。但是他忙，沒有來，也沒有和她討論過她的自傳。她想：「如果我癱在這裡做手術，那個人都沒時間來看我，那我只有自己去面對，自己去寫這本書。」
他與她將近30年的相聚，最終得到的只是一種帶有距離的方式。但儘管有距離，她很清楚，他這個人，從未離開過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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