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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
香港社會具有崇尚專業、尊重學者的良好傳統，香港市民大都很單純。遇到任何社會問題，媒體喜歡採訪一些學者，這也無可厚非。但放眼望一下港媒喜歡採訪的學者，不難發現常常集中在某幾個非常固定的學者身上，再加上披著學者外衣、實際上把民調當生意來做的鍾庭耀，以及以「時事評論員」自稱的某位人士。久而久之，他們似乎就成了學界代表性的聲音，成了「意見領袖」。其實，與香港社會多元化利益群體的社會現實一樣，香港學界的聲音是相當多元而且專業的，不要認為那些經常在媒體上曝光、什麼問題都懂的幾個人就代表了學界的意見。
香港學界的真實情況是：真正有學問的學者從來不願意什麼問題都接受媒體的採訪，一是他們認為學者的使命是學術研究，對現實問題的研究限於學界以內的交流，而不是拿自己的一家之言去引導社會大眾（非專業研究人）；二是社會問題涉及多學科多領域，而現代學者的專業分工很細，沒有「百科全書」式的人超出自己專業的問題，自己不能以學者身份隨便發言。那些經常在媒體面前接受採訪，表現得什麼都懂的所謂學者，是被學界鄙視的，不少是在學界沒有多大學術造詣、拿在媒體曝光率來炫耀的人。下面略舉數例來說明。
一、關於普選與政府管治關係問題
某幾位搞政治學、公法的學者跟著香港反動派起舞，反覆在媒體上說，政府目前的管治弱勢源於缺乏普選、缺乏認受性。只有普選才能解決管治問題。
但究竟有多少學者贊成他們的觀點呢？去學界調查一下，並不多。例如，香港大學王于漸教授早於2011年就在報章撰文認為，「政治上連續的分裂是發達社會的通病。香港的政黨和代議政治雖然較新，但亦未能倖免。政府弱到近乎癱瘓，有人歸咎於缺乏全面的民主和成熟的政黨；政黨無權透過選舉獲得權力，故無法融合各種分歧的利益。但環顧全球普選的國家，政治上也都嚴重分化，幾乎束手無策。我猜，一如其他發達社會，香港的政治弱勢是知識型社會的特點。知識型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組織正因為成熟發達，普遍固守地盤，彼此間找不到共同的認識和命題，以融合分歧的觀點。」他近日撰文時亦再度指出：「有指行政主導政府由於缺乏認受性，所以未能為其政策和措施取得廣泛民意支持，而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則毋須面對類似困境。我卻認為單憑普選亦不足以改善管治、重建政治共識，視野狹隘而只顧特殊利益的立法會仍將各持己見，無法屯聚民意；重大政策決議陷於癱瘓的狀態亦會持續下去。」
中文大學劉兆佳教授在其著作《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指出，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不如人意原因主要是：一些港人對港英舊政權依依不捨；英國人堅持要讓他們屬意和扶植的勢力和人物為新政權的主體，盡其所能不讓愛國人士在政治上有發揮的機會，不斷散播對他們不利的謠言；在漫長的殖民管治中，愛國力量長期積弱不振，難以招攬和培植廣大港人可以信任的政治人才，等等。
香港大學陳弘毅教授在其《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中說：「愈來愈多人認識到香港在政治上的問題不單是什麼時間實行『雙普選』，更是如何提高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換句話說，即使香港立刻實行『雙普選』，也看不到政府的管治能力將大大提高。從外國（包括新近民主化的國家）政制運作的經驗來看，全面普選不一定能改善管治素質和解決民生、經濟以至社會問題，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激化社會內部的對立和矛盾，造成政治的不穩定，從而影響經濟的發展。」（見該書第155、156頁）
二、關於普選有無國際標準
某幾個學者不斷對媒體說，香港普選要按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國際標準」進行，這些所謂的「國際標準」可以凌駕於《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之上。
但保持理性的學者並不這樣看。理工大學陳文鴻教授先後在撰文時提到：「普選必須有一個提名過程，任何民主政體都可以有不同的提名方法和程序，很多是歷史傳統的結果，沒有一個國際標準來決定提名方法和程序的公義性、公平性」、「政制並沒有國際標準，而是各國人民在不同條件下創造出自己的方法制度來。」同在理工大學任教的陳偉強先生亦認為，「當今世界上真的存在有關民主的國際標準嗎？一些反對派議員如何秀蘭等，不斷強調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就有申明。但是，該公約卻並沒有明確規定普選的模式。著名學者如尼爾．弗格森和喬舒亞．庫珀．雷默等，分別曾在他們的著述中對該公約所遵循的一些西方政治思想提出質疑。」
三、關於「佔中」問題
某幾個學者拚命宣傳「公民抗命」理論、商討日理論，為違法的「佔中」鳴鑼開道。葉劉女士對他們的商討日理論早就指出了其非正宗性、荒謬性；盧文端先生也指出他們宣傳的「公民抗命」理論其實是斷章取義。而來自學界的反駁聲音更大。
嶺南大學何濼生教授撰文認為：「『佔中』三子提出以『佔中』脅迫中央政府就範，個人相信不但難以奏效，更且會為社會和自己造成傷害。我尊重他們的犧性精神，但他們不應硬要他人也作出重大犧牲。我誠意邀請他們把精力投放在設計一套中央政府可以放心的普選方案。按筆者的分析，如果普選真的能給香港帶來實惠，中央政府沒有理由不同意；但怎樣的方案能夠讓中央放心而不會出亂子，這才是真的考大家的智慧。」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亦認為，「香港要爭取話語權絕不是靠佔領中環『這種蠢事』」。他撰文指出：「港人要爭取更多對己有利的政策，這是無可厚非的。但除了要小心言行，避免發放錯誤信息外，更重要的是增強本身的實力，在談判中才有可為。香港的GDP跑得愈來愈慢，已是回天乏術的現實，但香港仍有機會發展出多項不可取代的、對中國經濟有極大貢獻的行業，金融業正是其中一個。港人把思維精力放在經濟發展上，既有利於本身及內地的經濟利益，亦可強化香港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能力，這才是智者之選。」
現代社會普羅大眾希望學者中立一點，不要為某一利益集團代言，而要為社會整體利益代言，善於在多元利益群體之間尋求共同利益最大公約數、善於在意見紛呈中尋求最基本共識，以推進社會的穩定、發展和協調。而某幾個學者其實早已成為香港某個政黨、某種政治勢力的代言人，為香港「搞搞震」們所熱捧。學者外衣還披著，但早已歸邊到某政黨、某勢力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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