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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莎妮 香港總商會總裁
有意見認為香港需要引入集體訴訟機制，以強化尋求公義的渠道，以及讓消費者取得更公平合理的和解安排。他們的理據是其他司法管轄區已經或正在引入集體訴訟，香港何不跟隨？原則上，這似乎是很好的理據。然而，在尋求擴大私人訴訟渠道的同時，我們或會面對濫用訴訟程序的風險，因為法院都忙於處理一些律師利用集體訴訟以圖賺取快錢的申索，法律制度亦會變得不公平、難以觸及，令人難以提出有勝訴的申索。
何謂集體訴訟？有關機制如何運作？
集體訴訟機制有不同的組成方式，但概括而言，該制度容許一名或多名具名的原告人，代表一大班被聲稱受到共同損害的人士或企業提出申索。原告人取得法庭的集體訴訟核證後，便可代表自己及所有成員進行訴訟。
美國於數十年前推行集體訴訟，當地社會現在動輒興訟。透過深入了解在美國實施集體訴訟的情況，我們或可以更認真的角度，剖析集體訴訟帶來的代價、潛在問題，以及真正的得益者。
美國最近的Facebook集體訴訟案就是明顯的例子。這宗案件的結果極具爭議性，集體訴訟律師最終取得230萬美元的律師費，而訴訟的成員卻一無所得。Facebook並沒有向集體訴訟的成員支付大筆款項，只同意支付650萬美元，以成立一個其擁有部分控制權的基金會。
至於現已惡名昭彰的波士頓銀行（Bank of Boston）集體訴訟案，集體訴訟成員在和解中反而要蒙受金錢損失。在該案件中，集體成員獲得2.19 美元至8.76美元補償，但卻要付出多達91美元，以支付850萬美元的集體訴訟律師費，當中很多人更從不知道自己曾「聘請」律師。
徹底顛覆本港的司法制度
人們通常所持的論點是，推行集體訴訟可提高訴訟的效益，而即使有關制度會令人喪失個人司法權利，對他們造成不公，亦在所不惜。這個論據的根本問題是，「效益」是否足以合理地剝奪《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向我們所保證的基本法律權利。針對這一點，大家亦必須思考現行制度是否真正不足。香港設有多個不同的法院等級，從小額錢債審裁處、區域法院到高等法院等。小額錢債審裁處負責審理所涉款額不超過50,000港元的申索，程序規則亦較少，因為大家都認同，涉及較小金額的申索應相對地簡單審理。訴訟雙方亦不可聘請律師出席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聆訊。同樣，這是鼓勵雙方把訴訟代價與糾紛的重要性，維持在適當的比例。
另一方面，假如多人想就同一問題提出申索，他們可以共同原告的方式處理案件，又或開展獨立申索，讓他們自行選擇代表律師及如何提案，而提出共同抗辯者亦然。當多人提出涉及類似事實或法律問題的獨立申索，我們亦有程序一併處理有關申索，或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處理，例如尋求申索合併的命令，或在繼續審理案件之前，就幾個案件釐定一個共同的法律論點。
最後，訴訟的代價高昂，並非所有被告都擁有雄厚的財力承擔。美國經驗所反映的其中一個弊端，是小企業面對集體訴訟壓力時，有時或選擇庭外和解，以避免承擔高昂的法律費用。此舉無法體現司法公義，而我們也不希望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香港企業身上。
正如世界上任何司法制度一樣，本港的制度並非盡善盡美，而對於在現今的複雜社會下自然發生的問題，亦沒有萬應靈丹。然而，本港的司法制度一直行之有效。我們的法制源自《普通法》的歷史，集合了幾百年來累積的經驗和智慧，在程序的公正性與糾紛的相對重要性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應時刻想方設法，改善本港的現行的司法制度。然而，鑒於集體訴訟將會徹底顛覆本港的司法制度，故我們必須反思，集體訴訟是否適切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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