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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朗天
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風波，香港的電影人集合起來發聲，公開表態支持發牌，並且闡述了發牌與支持創意工業的關係。電視和電影在這小島曾經有過的千絲萬縷，如今似再走出集體回憶，為我們建構新的社會意識方向。
電視是電影的前哨，是訓練及培育人才的溫床，這個說法幾乎為每個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過來人所重提、懷緬。那時，廣播道「五台山」何等興旺！大家都對電視這新興媒介寄託了很多期望、觀念和想法。
在不同的訪問中，出身電視製作的電影人都曾表示，當年的政治經濟狀況，讓電視製作沒有像今天那麼多市場考慮制約，電視台當然倚賴廣告，但不會像今天那樣被市場及公關牽着鼻子走，更沒有如此嚴重的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和自我審查壓力。我屢次從出身電視台行政助理的杜琪峯那裡聽過他高舉電視台的生番論。出身香港電台電視部的張婉婷也說過類似的話。那時候沒人管，做甚麼也可以，因為沒有太多人懂或自以為知道怎樣經營電視台，沒有甚麼管理學市場學，大家有空間便去嘗試、實驗，在隙縫中把自己想做的東西摻進去。
近來與學生研讀法國社會學家波笛爾（Pierre Bourdieu）的《論電視》（On Television），開始思考不用經濟學，反而用社會學工具（例如波笛爾的象徵權力、文化場域等概念）經營電視製作的可能。從而想到，今天本地電視之所以如此衰落，除了基於上述地產和消費主義的畸形發展外，也可能和我們一直津津樂道地將電視與電影單向連線有關。
將電視和電影連線當然沒問題，只是視電視為晉身電影的踏腳石可能逆反了當年電視作為後現代革命媒體的意識方向。高達七十年代棄影從視，便是相信電視可能更易為民眾掌握，藉此對抗國家。後來的發展當然是電視成為新的，而且比電影更有效地成為意識形態的控制工具。大家始終想拍電影，電視便更易被商人和政府操控，無法不告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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