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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炳月講解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言互動
- -董炳月談近代中日的漢字互動
眾所周知，日語中有很多漢字，足見中日文化交融之深。一衣帶水的兩國是目前僅有的兩個真正意義上使用漢字的國家。近代西方新思想傳入亞洲至今，中日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不久前，應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邀請，中國社科院文學系教授董炳月專程來港，參加「思考亞洲一體化」系列學術講座活動，並在城大發表了題為《同文東亞的幻想與現實》的學術演說，介紹近代中日兩國的漢字互動。背後的時代反思，回味無窮。■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日語中有不少漢字，不僅表明日本受中國文化的薰陶，其實更表明其對中國現代漢語的影響。因為今日內地的現代漢語中，不少詞彙來自日語。董炳月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西方詞彙的翻譯導致了大量漢字新詞的出現。這一過程就是漢字文化與西方現代文化接軌的實踐過程。而日本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對於漢字詞彙的主動權，中日兩國實現了有效的互動，建立了集語言、思想、文化於一體的現代漢字文化。這是值得國人深思的文化現象。
同文，奠基於漢字文化
作為內地研究中日學術交流史的權威，董炳月說，所謂的「同文」是指中國人和日本人共用的漢字；所謂「同文東亞」，就是基於漢字共用而形成的文字共同體，主要也是指中日兩國。
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開始進入中日兩國。在巨大的國家生存危機之下，學習西方成為一種時代印刻下的國家使命。因此，拋棄傳統、走向西化成為當時中日兩國思想界甚至政界一些人的共同價值。這其中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徹底廢除漢字，實現文字的拼音化或字母化。
在日本，提出「脫亞入歐」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主張剔除日語中的漢字，代之以羅馬拼音字母；在中國，包括魯迅在內的人也主張廢除漢字。這種「漢字否定」思潮，跨越中日兩國，因為他們認為漢字複雜、量大、難以學習和普及，是走向現代化的障礙。可見，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當時的中日兩國，都出現了文化焦慮感。
董炳月說，「漢字否定」思潮最終在中日兩國都失敗了。因為文字作為一種文化，同樣具有歷史性與現實性；改變約定俗成之物需要漫長的過程，或者說是不可能的。其次，「漢字否定」流於庸俗的文化決定論、進化論，過度地把國家的衰落原因歸結為漢字。其實文字對一個社會進步與否的影響沒有那麼大。並非所有使用表音文字的國家都進步、強大。因此，無論日本主張日語完全假名化也好、中國主張漢字拼音化也罷，漢字終究在中日兩國都無法被否定。
張之洞「抵制日貨」的失敗
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大變革中，漢字不僅沒有被最終剔除，反而在介紹和引進西方先進思想中獲得了新生。日本在文明開化的進程中，走在了當時的清國前面，從而也以漢字為媒介，形成了相對近代中國的文化優勢和主動。日語藉詞的進入便是例證。
在現代漢語中，不少詞彙是日語藉詞--即，由日語進入漢語。這恰恰就是兩國同處一個文字圈的事實證明。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自由」一詞，便是對英語單詞liberty的日語現代翻譯。當時，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嚴復，從古漢語的視角出發，曾將liberty翻譯為「群己權界」，雖然形象，但卻不如「自由」一詞來得簡約明了通俗。
董炳月說，日本的「新詞洪水」幾乎是在氾濫之初就湧入中國，規模大、難以迴避，因為現代漢語中自日語借用的詞彙並非全部是名詞，也有動詞、形容詞--如「促進」、「浪漫」、「革命」、「教育」、「演出」等。董炳月指出，中國學者，曾經以不同的標準對中國現代漢語中的日語藉詞數量進行統計，從四五百到近千各不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今日中國人張口說話，便無法離開此類日語藉詞--「宗教」、「民主」、「哲學」、「警察」、「會談」、「文學」、「手續」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面對日語新詞彙大量進入中國漢語使用領域的情形，一些中國士大夫從民族大義的角度出發，認為「只要是日本人創造的詞彙，就不該使用」。董炳月說，這種強烈的「抵制日語漢字新詞彙」的意識，體現較為突出的就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張之洞。他曾經要求禁止使用「日本新名詞」。但是隨即發現一個巨大的尷尬--「名詞」，也是來自日語的詞彙，故而改稱「日本土話」。名詞也好，土話也罷，張之洞「抵制日貨」的失敗，證明日語新詞彙對漢語的影響已經相當之大。
兩國同處漢字共同體的省思
放眼今日中國所使用的現代漢語，人文社科領域的用語，甚至到一般生活層面的語言，大量詞彙來自日本，數不勝數。董炳月指出，「同文」在近現代中日兩國之間是個多意詞，是對兩國共用漢字這一基本事實的描述，是一種意識形態，同時也是一種文化認同感的表達。所以才有「東亞同文會」、「同文書院」這種促進兩國文化交流與合作的機構出現。現代漢語中的「新名詞」出現在近代日本、大量日語藉詞進入中國，表明在現代社會中，漢字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中日兩國共用漢字詞彙的現狀，表明兩國作為漢字共同體依然是一個事實。
尤為值得中國人深思的一點是，董炳月認為中日兩國的「同文」，是在共通的話語體系中展開各自的話語行為--在古代，日本相對於漢字來說，是被動的，那麼對於現代漢語來說，日本有了更多的主動權。因為日本以創製新詞彙的方式參與了現代漢語的創造。故而，「同文東亞」將在某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
的確，古代日本仰慕中國的強大，派出大量遣唐使來到中國。那時面對日本，中國具有明顯的文化優勢和高度。邁入近代，晚清中國也曾努力過，與日本一樣，學習西方列強--設立京師同文館，翻譯和介紹外來新思想，派出留學生，培訓新人才。
但是在這一文化競賽中，清國沒有佔上風。中國翻譯出的「計學」、「群學」、「玄學」，今天在中國幾乎已不再使用；相反，現代中國人接受了以日本翻譯的「經濟學」代替「計學」；以日本翻譯的「社會學」更換「群學」；以日本翻譯的「形而上學」取代「玄學」；我們也不再用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用日本翻譯的「進化論」。可見，失敗的，不僅是甲午那一戰。
我們固然可以「自豪」地說，茶道、太鼓、漢字，都是中國傳入日本的。但是從遣唐使、鑒真東渡演變為留學東洋，令人慨嘆無限。透過改革維新，近代日本以漢字為媒介，獲得了晚清以來相對中國的文化優勢。這背後的原因值得深入自省和細究。董炳月指出，近代中國和明治日本曾經共有一個思想源頭，共有相同的價值觀；差異只在於一個獲得了成功，一個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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