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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潔華
開車的時候扭開電台，節目主持人正跟來電的聽眾交流護育常識。「對，如果晚上入睡前用被袋把雙腳好好蓋住，可會令他更加舒適，睡得安寧。」然後大家討論如何蓋被，才不致雙腳外露。
剎那間我以為他們在談護老，原來是說保嬰。那幾天氣溫驟降，不少長者按救命鐘；心想如果內容真的在談如何令長者生活得舒適一點，那會是多麼動人，但從前優先的敬老行動，如今在甚麼都「向前看」的社會，卻幾乎是最後最卑微的選擇。政府增加老人生活津貼，依然要看收入訂資格，增加的百分比乏善可陳，但已是一件需要公布的大事。
文化贊助的不少政策，資源都用來培育「青年藝術家」、扶掖「後進」或「新進」，聽上來又像社會服務；到底甚麼時候才可給予成熟的本地藝術工作者一份應有的認同？難怪一位年屆六十，教育了不少藝術學生成材的視覺藝術家感慨萬分。 「我現在終日的工作是推介青年藝術家獲取資助，遠洋留學或出席國際展覽。但我自己卻從未得過資助。上世紀八○年代的香港政府未有資助藝術的機制，到我現在的年紀又不屬於新進，我一生都在單打獨鬥。」
學術界亦同樣特設「青年學者」榮譽，或「早期事業研究金資助」項目。期望全放在「新進」身上，他們才是所有人的希望。這是否「鋤強扶弱」的心態？對香港佔三分之一的成熟人口都不用過問，令他們沒有寄望，並且沒有位置，等待援助的弱勢社群（且是弱群中之弱群）。造成新進們不想長大，也是因為這種錯置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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