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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綺平
咖啡館和酒吧，曾經是革命黨人作反的基地。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都是在酒吧和咖啡館內醞釀。酒精可以令人解除束縛，無所顧忌，付諸行動；咖啡因可以刺激神經，令人頭腦清醒，作出決策。
可惜，世界各地的咖啡館和酒吧已逐漸消失，以法國為例，一九一零年有咖啡館五十一萬家，到了二零零八年只剩下三萬六千家。
如今去喝咖啡的人，大多數靜坐一角低頭上網，咖啡館成為「辦公室」。二百多年前的咖啡館，革命黨人高談闊論，領導人跳上餐枱發表激昂演說，號召群眾作反，這種場景已不復見。
今天的酒吧，可能和二百年前一樣熱鬧，不過，那些吵耳聲音是來自電視直播球賽，或是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酒館主人讓客人多飲酒水，好過發表偉論噴口水。
自古以來，咖啡館和酒吧是培育異見分子的溫床。他們摸着杯底由風花雪月開始，然後慷慨就義。
在咖啡館和酒吧密謀叛變的案例， 數之不盡。影響深遠的如：一七七三年十二月中，數十名「自由之子」（茶黨）組織成員在波士頓的「青龍」酒吧（Green Dragon Tavern）聚會，商議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策略。他們深夜登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船，將茶葉全部傾倒大海毀掉。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導致美國獨立戰爭爆發。歷史學家將「青龍」酒吧譽為「革命司令部」。
「青龍」酒吧如今被改建為夜總會式的音樂廳，美國的酒吧文化亦早已式微。
巴黎塞納河左岸的咖啡館林立，最著名的是一六八六年開業的波蔻伯咖啡館（Le Procope）。每日來喝咖啡的大文豪，有十八世紀的伏爾泰、十九世紀的巴爾札克和雨果，他們來到波蔻伯尋找寫作靈感。
來波蔻伯咖啡館商議謀反的，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政論家馬拉（Jean-Paul Marat）；還有年輕的拿破崙。當年拿破崙沒錢付帳，用帽子抵押，該帽子至今仍在，成為波蔻伯的「生招牌」。
另一家「革命基地」，是位於巴黎皇宮廣場的福耶咖啡館（Caféde Foy）。一七八九年夏天，法國財政總監內克爾要求皇室家庭節省開銷，遭路易十六解僱。擁護內克爾的共和黨人七月十二日在福耶咖啡館聚會謀反。當晚巴黎發生暴動，兩日後，巴士底監獄被攻陷。
一八八六年春天，美國工人領袖在芝加哥等工業城市的啤酒館開會商議，要求資本家改善勞工條件，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結果，五月一日動員了全國三十五萬人參與罷工示威遊行。這一天，成為後來的「國際勞動節」。
美國作家Ben Schreckinger最近在新聞評論網站Slate.com分析咖啡館文化。他認為，現代的咖啡館依舊扮演着「革命基地」的角色，那些在咖啡館上網的人，可能正利用電子媒介和互聯網，靜靜地傳遞謀反訊息。
他指出，二零一零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便是採用了網絡串連方式，號召群眾上街示威。隨後阿拉伯世界出現的所有革命浪潮，都在咖啡館開始。
不過，利用互聯網搞革命，始終及不上在咖啡館面對面、交頭接耳摸杯底、互相擁抱作鼓勵......那一種親如兄弟的生死存亡關係。用互聯網遙控革命，也及不上在酒吧的即興，喝了幾杯落肚壯了膽，即時一不做二不休，上街示威遊行。
咖啡館和酒吧所發生的革命，變得如此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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