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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樹廣
艾爾．克勞（Eyre Crowe）是百年前的英國外交官，生於德國萊比錫，父為英國外交官，母是德國人，十七歲移居英國，妻子亦有德國血統。憑英德雙重DNA優勢，克勞對德英和歐陸外交洞若觀火，並以「克勞備忘錄」（Crowe Memorandum）名世。
二十世紀初的歐陸，英德俄法奧匈群雄爭霸，德國崛起。一九○七年，克勞向英國外交部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史稱「克勞備忘錄」。他分析了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後，歐洲格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即德國正由陸上強國崛起為海上強國，這對老霸主英國提出嚴峻挑戰。克勞提出，英國歡迎德國崛起，但須尊重他國利益；德國謀求全球霸權，將危及英國的生存；德國取得海上優勢，與大英帝國的生存互不相容。備忘錄提出七年後，一戰爆發，「克勞預言」變成現實。
「克勞備忘錄」沉睡了百餘年，近年似乎重被喚醒，克勞學派更異軍突出，一戰前後的英德關係研究似乎變得時髦起來。原因無外乎是中國崛起，GDP四年前首超日本，位居世界次席，將中日、中美關係比喻成一戰前德英關係的觀點甚囂塵上，連安倍首相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也趕來湊熱鬧。
筆者自年幼起，就崇拜西裝革履的外交官。工作後，所接觸過的「鬼佬」外交官清一色帶中文翻譯，中英文翻譯一時風光無兩。但近十年，我發現「鬼佬」的普通話一個比一個好，現在吃中國飯的歐美學者越來越多，先前的蘇聯問題專家都轉型成了中國問題專家了。
幾年前，與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交談，他用純正的北京話告訴我：「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大使館工作，每天都看人民日報，特別是看它的社論，對研究中國很重要。」今天，連會講漢語的外國領導人也越來越多，韓國總統朴槿惠、哈薩克斯坦總理馬西莫夫和議長托卡耶夫等。這真應驗了「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這句俗語。
大名鼎鼎的基辛格也注意到「克勞備忘錄」，在《論中國》一書中提出中美建設「太平洋共同體」構想。歷史是面鏡子，但又不會簡單地重複。漢民族性格保守，尤缺少尚武和冒險精神，將其與發動過兩次大戰的日爾曼人相比，簡直是太抬舉了。學者做研究，喜別出心裁。「克勞備忘錄」有其觀點，但明顯不合時宜。所以，對當下忽然流行的克勞學派，也就不必太在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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