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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2017年普選諮詢已進行了3個多月，惟反對派與中央政府的分歧似乎沒有縮小的跡象。按照這樣的情況下去，要就2017普選達成共識十分艱巨，但原地踏步對雙方都沒有好處。事實上，中央政府一直堅持只有提名委員會才可作出機構提名，這一方面是出於《基本法》第45條的規定，另一方面則是源於中央政府絕不可能讓與中央對抗人士成為特首，以免對香港利益和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若反對派真心希望香港能夠實現特首普選，他們或許必須先接納以下兩件事︰一是返回愛國愛港的正途，二是爭取中央政府對香港感到放心。
中央對本港部分反對派人士不放心，由來已久，這是源於他們至今仍然堅持要推翻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地位，甚至不惜勾結外國勢力以圖達至此一目標。部分本港反對派人士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口號，與中央對抗的立場已是彰彰明甚；其後一些打着所謂「民主派」的政黨，其領導層更頻頻訪問英美等國，與其總統、官員、情報部門負責人見面，尋求他們認同以外，更公開要求美國向中國實施制裁，這是不折不扣的勾結外國勢力以圖顛覆中央政府的行為，難怪中央政府不得不加以警惕。
勾結外國勢力如何令中央放心？
時至今天，反對派政黨、團體和操弄民意的民調機器，繼續接受西方援助，例如由美國國會直接撥款營運的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及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NDI)等，就向本港的反對派提供過不少資金，協助他們舉辦一些反華、反中央、反特區政府的活動、研究和「偽科學」民調；「佔中」行動策劃者更安排「台獨」教父來港充當顧問，其用意何在，已是「司馬昭之心」。所以，中央對香港實施全面普選存有戒心，障礙正在於反對派自己的言行，而非中央刻意阻撓。
環顧世界各國，甚至一些民主的西方國家，維護國家安全都是首要任務，有需要的時候，國家安全考量甚至可以凌駕於人權與法律之上。例如美國的國土安全部和中央情報局，其運作一直保持隱密，不用受國會監管；早前出走俄羅斯的前中情局僱員斯諾登，更大爆了不少美國國內情報機關的非法和侵害人權行為，反映出美國這個自詡民主的國家偽善的一面。這些事例帶出的另一個不可忽略的現實是，任何國家都會把維護國家安全放在重要位置。香港早在港英年代，殖民政府已經在警隊內設有「政治部」，專門監控一些本港異見分子或親中人士，目的就是要保障英國在港的統治和利益。
普選須顧及國家安全
回歸後，中央由於信任香港，所以除了象徵式駐軍外，不在港設立任何維護國家安全的機構，也不執行全國性的國安法律；只是依據《基本法》第23條，罕有地賦予特區政府權力，要求特區應自行立法保護國家安全。可惜本港2003年時就23條進行立法未能成功，而香港往後的政治發展亦日益激進，反政府、反中央的言論越來越多，「井水犯河水」的情況更形猖獗，例如有組織公然鼓吹「自治」甚至「港獨」；有團體在鬧市公開「驅蝗」和反華；有人力挺「藏獨」和「台獨」等分裂國家主張；組織「香港人優先」的成員更闖入解放軍軍營高舉港英龍獅旗，嚴重挑釁駐軍。這些極端和激進的行為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警惕香港內部危害國家安全的可能性，而在23條立法未竟之際，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對國家安全的一大挑戰，因為在行政主導下的香港，行政長官是特區的最高領導人，擁有極大權力，故中央不得不謹慎行事。而採取高門檻的提名方式，加上強調愛國愛港人士才有資格當選，實為當今情勢下「不得已」的維護國家安全策略。
本港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是人大常委會決議的莊嚴承諾，與23條是否已經立法沒有連帶關係；只要中央政府接納，香港社會能夠達成共識，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過，普選就能水到渠成。但若港人希望中央能進一步給予香港更多民主，則港人首要讓中央政府感到放心︰香港不會選出一個勾結外國、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中」特首，香港不會成為外國利用以作為顛覆中央政府的橋頭堡。
香港要在2017年落實普選以後爭取更開放的普選模式，首務是要讓中央政府有信心和感到放心；這方面除了履行特區的責任，盡快促成23條立法外，我們還有什麼方法呢？這是本港社會及政府應該着手研究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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