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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菀
美國一直宣稱「長期支持香港的民主」，當前最為關注的莫過於特區政府正在進行的有關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政改諮詢。
自去年底香港政改諮詢正式啟動以來，特區政府的三人專責小組會晤各界人士，聽取各方意見，中央政府也不斷申明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基礎上的普選原則與立場。有鑑於此，美國迅速調整其「定位」與「職責」，由主動講、主動做轉為只做不說，或做了再說，專注幕後指揮與搭台，而把前台唱戲的機會留給反對派。從目前的情況看，美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動作：
在國際上增加香港問題曝光度
一是通過高層會晤，由美國高層官員或國會議員會見反對派人士。一方面增加香港問題曝光度，另一方面讓更多有分量、有級別的美國人「了解」香港民主發展情況，變相就香港政改問題向中國政府施壓。2014年2月22日，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愛德華．羅伊斯率團訪港，閉門會見了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和「香港2020」發起人、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該次會面由美國駐港總領館一手安排，明眼人一看就知李、陳二人會談些什麼觀點。重頭戲在4月5日，兩人在白宮與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官員見面時，副總統拜登「順道」會晤。副總統辦公室在隨後的聲明中稱，美國長期支持香港民主發展，以及在「一國兩制」架構下的高度自治。法新社形容拜登此舉是罕見的高調支持。此外，他們還與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見面，國務院副發言人哈夫稱，雙方討論了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普選的發展，國務院官員定期與香港各界人士在香港及華盛頓會面。
高層會見的效果自然引發媒體關注，但美國的「苦惱」也可見一斑，因為除了「過氣」的李柱銘與陳方安生，美國似乎再也找不出更有「影響力」的反對派了。在現實政治中，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的時代顯然已經過去，那接下來誰能代表「泛民主派」，美國又能找到誰呢？
運用媒體力量營造輿論氛圍
二是媒體助陣，宣稱「捍衛新聞自由」。美國善於利用媒體的力量，《亞洲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美國之音等時不時發表關於香港政治、社會的評論，把一些反對派的觀點「發揚光大」。2014年4月5日，《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保障香港自治」的社評，指香港回歸近17年來，新聞自由和中央對香港事務的干預越來越令人關注；認為雖然中央允許2017年首次進行普選，但有跡象表明會通過「親北京」的提名委員會限制特首候選人；關注新聞界的「自我審查」及新聞工作者的安全，認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及其他權利對於保持香港的文化活力及成功的自由市場經濟至關重要。
香港現時的輿論生態複雜，一旦落實普選，每一場選舉都將是一場媒體大戰，選舉的結果自然會與宣傳的效力緊密相關。美國當然深諳此道，所以它緊緊抓住支持「民主」和捍衛「新聞自由」這兩點，一有機會就大肆宣講。對於新聞自由，很多港人亦引以為傲，美國的宣傳往往「事半功倍」，何樂而不為？
不忘強調英國對港責任
三是尋找幫手，拉英入夥。在美國看來，英國對維護香港的新聞自由和防止北京的干預負有首要的責任，因為它是《聯合聲明》的簽署方之一。在上述《紐約時報》的社評中，美國首先把英國擺上枱面，然後再講美國也保證維護香港的自治。在香港回歸近17年的歷程中，美國與英國在涉及香港的問題上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協調」，這從他們在香港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態、發言可以看出。此外，美英兩國駐港總領館也存在「情報共享」，由美國牽頭，定期或不定期與其他國家駐港總領館進行溝通。
縱觀2013年以來美英兩國圍繞香港政制發展問題的發言，從夏千福到施維爾，從彭定康到拜登，他們雖然各有各的考慮，但似也存在某種默契，那就是以「捍衛民主」的名義讓自己在香港更有影響力。
醞釀「修法」搭建干涉平台
四是重新修定條例搭建「干涉」平台。美國國務院在2007年之前，除1994年之外每年依據《美國-香港政策法》向國會提交有關香港情況的報告，主要涉及「一國兩制」實施情況，香港重大政經社事件，美港關係等內容。《美國-香港政策法》出台於1992年，它要求國務院分別於1993年、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的3月31日之前向國會提交與美國利益相關的香港情況的報告書。2002年1月10日，國會再次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修正案），把提交報告的時間延長至2006年，即2001年至2006年每年的3月31日之前提交報告，而2001年的報告可於8月7日提交。因此，依據美國法律，國務院提交報告的「責任」止於2006年。但2007年的6月30日，國務院的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局仍公佈了一份香港報告，作為對香港回歸十周年的一個總結，評價比較正面。
多年來，美國會內部一直有要求修訂《美國-香港政策法》的聲音，無外乎繼續通過發佈報告對香港事務乃至內地事務「依法」監察。此次，李柱銘訪美，主動提及希望美國重啟《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政府究竟作何考慮，還有待觀察。
(轉載自《紫荊》雜誌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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