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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敏迪
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說：「到了東漢，政府規定，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辯論、寫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這叫做『師承』，如果超出了師承，不但學說不能成立，而且還違犯法條。」於是從師學道，也和很多美好的事物一樣，都逃不掉被閹割的命運。有人說：最美麗的花朵是思想的火花，最偉大的事業是要不斷激起創造的熱情。思想的火花被滅了，創造的激情也被扼殺了，於是物極必反，老師也成了臭狗屎。六朝以來，又盛行駢文，寫文章講究的是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思想的權利被剝奪了，甚至知識性內容也被抽空了，「傳道受業解惑」還有什麼必要？唐代也沿襲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貴族子弟入國子監讀書，學業並不重要，他們所要的仕途也已經安排就緒。所以，唐朝的呂溫說：「公卿大夫恥為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動色。」呂溫二十歲跟六贄學《春秋》，以後他的族兄呂臯又想跟他學《春秋》。於是呂溫給他寫了《與族兄臯請學春秋書》。這封書信裡，他談到了魏晉以後，求學者恥於從師的情況：「學者皆以不師為天縱，獨學為生知。」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指出：「唐代上層社會重視師生關系則是科舉制度之下的『座主』與『門生』的關係，這是與政治利害有關的『師』與儒家之『道』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當然也談不上師生關係。
然而，柳宗元在《師友箴》中一方面說：「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他還指出過：「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但另一方面，和《新唐書》說韓愈「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一樣，向柳宗元求學者也不少。韓愈為柳宗元寫得墓誌銘說：「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他為師，而且經他指點，都有所成就。潭州刺史韋彪之孫韋中立，雖出於「高門」，但亦能「不拘於時」，不僅要求拜柳宗元為師，還不辭道遠，從長安到永州去拜訪求教。為此，柳宗元還寫了《答韋中立論師道書》，說：「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仆自蔔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還借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的話說事，都是戰戰兢兢的語氣。但接着他又提到了同道者韓愈：「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當時，三十五歲在國子監任教韓愈，在名義上為十七歲李蟠所寫的《師說》，可謂汪洋咨肆，卻不知道，接着他就不得不東去任洛陽令了！而且多次受到這樣的挫折。值得欣慰的是，他們以光復「師道」為己任，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勇氣提倡古文運動，在當時就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韓愈《答崔立之書》說：「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後來李翺成了古文大家，張籍則是著名詩人。
馬科斯．韋伯在《新教倫理》中說：「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除了經濟本身的因素外，還有一層文化的背景。」思想意識在歷史的實際進程中發生的推動作用無疑是重要的。所以有自覺意識的知識分子如韓愈、柳宗元等人，包括一部分清醒的青年學子，不能坐視社會風氣的沉淪而無動於衷，於是他們起而抗爭。這不僅僅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傳統的師道尊嚴，對於批判社會現實和推動進步，也都是居功至偉的，他們推行的古文運動，也决不僅僅是文學的運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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