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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心曼
她選擇了最「笨」的方式拍《黃金時代》--耗時五個月、轉戰六地上萬公里取景。「真實的環境會帶來真實的狀態，在（東北）零下三十度裡哆嗦着說話，這是任何表演不能帶來的自然狀態。」她是香港導演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的意義並不止於女作家蕭紅的討論，更延伸到許鞍華電影作品的風格，也提出了民國風骨和性別的命題。許鞍華說電影《黃金時代》的意義在於提醒當世人：「曾經有一段歲月，曾經有一群志向不同的人，各自以不太一樣的方式，在種種現實艱困裡探索、思考、付出、抉擇，這樣的時代，當然可稱黃金。」印象中的許鞍華不改一身黑衣，俏皮的短髮，幽默謙和的笑，繼續不慍不火地拍電影，一年一部，也許像鄺保威編著的《許鞍華說許鞍華》裡許鞍華形容自己拍戲的心態──賭徒，「一直不肯離枱那種。輸輸輸，差不多輸完之後，我贏了一把。但我贏完又輸，不行，我要贏回本錢才走。翻本了之後又覺得不夠，要再多贏點。」
1936年11月19日蕭紅在日本給蕭軍的長信談到自己的「黃金時代」：「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真是黃金時代，但又多麽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這是電影「黃金時代」片名的由來，在許鞍華看來卻具有反諷之意。
許鞍華經歷電影事業的低潮後，殺回香港，再聚焦平凡的市民生活，拍出了職業生涯的另一巔峰之作--《天水圍的日與夜》。許鞍華的電影作品愈來愈爐火純青，《桃姐》的獎項和票房雙豐收，一直到《黃金時代》，「六十知天命」的許鞍華又開始其賭徒心態，用高達8000萬的投資拍文藝片，玩實驗、玩先鋒，想怎麼拍，就怎麼拍。正如電影《黃金時代》的母題：「一切都是自由的」。
不少電影評論者說許鞍華的作品及《黃金時代》有「女權主義」色彩，其實女性題材只是許鞍華近幾年電影創作的一個主題。許鞍華在訪問中提及：「我不知道我是『女性主義』，我覺得好就去拍，結果呢，拍出來了人家都說我是『女性主義』，我這算不算被迫做『女權主義』？」事實上，在許鞍華的電影事業裡，她不斷嘗試各種題材，言情片、武俠片、文藝片甚至恐怖片，她鏡頭中的女性倒是真文藝的，如《傾城之戀》裡的繆騫人，一張小臉「淨得像瓷，透得像玉」。
更準確概括許鞍華的電影風格，是香港電影研究者羅卡總結的：「貫穿許鞍華所有作品中一個重要的母題是人的流徙不安，更精確點，是人被環境所迫而飽受流離無根之苦。」而這一母題，正好也暗合了蕭紅一生的顛沛流離。
《黃金時代》一開首，湯唯演的「蕭紅」說了一句：「北方是悲傷的」。攝像機俯視群山，穿梭於冰川，配以音樂的旋律，是許鞍華鏡頭裡對生命和世界的詩意歌詠。《黃金時代》結尾，蕭紅最後一次出現，唸了一段《呼蘭河傳》裡的文字：「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那園裡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唸完，蕭紅離開書桌，空鏡頭，電影結束。這種方式使電影充滿了對世界、生命和歷史的拷問。許鞍華電影作品的好在於從不低估觀眾的思考能力，讓觀眾有更多空間去觀察和打量歷史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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