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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鈕承澤。伍麗微 攝
「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小時候讀余光中的《鄉愁》，懵懵懂懂的，始終不解。直到最近看了鈕承澤導演的《軍中樂園》，鄉愁被具體化了，片中老兵對着海峽另一端的張望吶喊，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信，個人命運在大時代下微不足道。余光中畢竟是幸運的，他還能以文字控訴時代，但老兵們隻字不識，青春歲月皆在金門這個小島上付諸東流。
金門對出的那片大江大海，叫一代人唏噓心痛，而金門島上那些曾經駐紮過的老兵、生活過的人們，他們的故事值得一再翻閱。■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場地：The Mira Hong Kong
鈕承澤拍《軍中樂園》，總有點格格不入。人稱豆導的他，脾氣有點暴躁，演員出身，後來當起導演，作品圍繞喜劇愛情，觀眾看了會笑一笑，但今次，觀眾對他又有了新想法，原來豆導也能讓大家哭。
所謂的軍中樂園就是指軍中特約茶室，俗稱「八三么」，是台灣官方設立的軍妓制度，撫慰一眾飢渴的士兵。電影便以「八三么」為引子，透過男男女女的情慾，說盡一個時代的無奈。
從性喜劇開始
會拍這麼一段沉重的歷史，是偶然，也是非做不可。「雖然我是導演，也是電影的主要投資者，看似有權力選擇題材，但隨着自己年紀愈大，隨着《軍中樂園》這件事，我才發現，不是我選擇了它，是那個時代選擇了我。」鈕承澤悠悠地拋出這句話。
2004年，一個老先生投稿參加徵文比賽得到首獎，徵文比賽的題目叫「我的第一次」，他寫的文章叫《軍中樂園秘史》，寫當年他在服兵役時因緣際會被調去了「八三么」這個神秘的單位。「對我們那一輩的人而言，這是一個很神秘的地方，好像是一個傳說，但它又是一個確實的存在，講到它，總是帶有一點神秘、一點香艷、一點不潔感。」鈕承澤沒去過這個地方，但聽過太多相關的故事，而那篇文章也為他打開了一道門，讓他看見真正在裡面生活過的人的互動，「欸，這個拍成電影應該會蠻有趣。」當時的他沒想太多，只想拍一部小成本的性喜劇，但台灣那時電影業慘淡，他也沒有能力去拍一部電影。
後來，他經歷了父親過世的悲痛，他形容父親過世那天，他進入了父親心中，並開始想像父親的一生。「他在北京出生，我想像他怎麼走在胡同裡，怎麼跟他的母親相處，他又是以甚麼樣的心情報考了軍校，被帶上那輛車裝上那條船，然後被送到台灣。」父親是個畫家也是個軍人，鈕承澤從小看着他得獎、看着弟弟出生，這些尋常人覺得幸福的時刻，他卻覺得父親從不快樂。父親臉上只有哀愁，只有在跟外婆講到北京、講到後海，或在台灣與老朋友重逢，一起聊天時講着家鄉的種種，「我才從他眼裡看到一抹光彩。」
很年輕時，父親患了罕見疾病──漸凍症，他身體開始扭曲、萎縮。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還沒住進醫院，那時候內地改革開放，他透過朋友聯繫到北京的家人，開始互相通信。那時鈕承澤每天回家都看見同一個畫面：父親坐在桌子前，手已經沒法握筆，但他就是抓着筆，一筆一畫地寫着家書。而那時的一通電話，也讓鈕承澤至今難忘。他猶記得當京劇學者的三叔從德國打電話到家裡時，父親雙手接過話筒放在嘴邊，一直不說話，突然痛哭起來，像一個小孩。「我這輩子第一次看到他這樣。」
後來父親肌肉萎縮到不得不送入醫院，醫生說他可能很快就會離開，家人也做好了心理準備。可是父親靠着一個呼吸器硬生生活了二十年，他意識清醒，但不能說話、不得進食，「他走的那一天，我進入了他，想像他這一生，他來台灣後的心情，他如何地憂鬱，我真的覺得他好可憐。我開始對那段歷史或那一代人的命運有了一種想要為他們說些甚麼的心情。」
鈕承澤說，父親這樣的人如果不是生病，他還是幸運的，真正悲慘的是像電影中老張這樣的人，他們是純樸的農家子弟，在回家的路上想着母親會做甚麼菜、想着要娶隔壁家的媳婦、開始幻想未來生活時，卻被捲進了時代的洪流，從一個少年被訓練成一個殺人的機械。「他們被關在這個島上，看着對面的家，卻再也回不去。他們如果活下來，往往也很悲哀，因為語言有點障礙，脾氣又臭又硬，雙手染着鮮血，心裡卻還是當年被帶離母親身邊的那個少年。他們從那一刻開始，有個人格再也沒有長大，無妻無業無家，晚年流落在社會底層，不被人理解。」台灣有本省人外省人，有藍有綠，本省人是1949年前來的，大部分是福建人，外省人是1949年跟着蔣介石過來的上百萬人，每到選舉，這個族群問題就會被操弄，就會看見這些老兵們的無助與憤怒。
被糟蹋的時代
「我很心疼他們，題材在醞釀時，我決定要加一條老兵的線，我想為他們說點甚麼。」那時劇本還沒出來，他去拍了《艋舺》、《愛》，票房都不錯。《愛》在內地紅翻天，他邀約不斷、資金也不少，打算拍一部大型的動作片、找一個大的團隊來做，但那時心裡突然打住了，想拍一些不一樣的，「好吧，那就拍一部小片。」想着想着，《軍中樂園》浮上心頭。那是2012年，他去了一趟金門，聽了很多故事、做了很多採訪，每個故事都讓人起雞皮疙瘩。「我們看着金門這個風光明媚的小島，昔日的戰地、今日的酒鄉，我們看見大量的設施、儀器，像戲裡鍾華興分派到的翟山坑道，又黑又暗又潮濕，一直走，往下竟有一個地下室，下面有一條水道，盡頭有光，是通往外海的出口。坑道裡的牆面不平整，是手工鑿刻出來的，軍方可能想像，當戰爭發生時，這裡可以發揮一些功能，於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被關在那裡，忍受着那環境，身上生出疹子，水盆在床邊飄。有多少的青春人力物力被關在那裡，可是荒謬的是這個設施沒有被使用過一次，換句話說，在這風光明媚的小島上，長期有十萬大軍駐紮，包括老張、小寶、華興及一群性工作者，因為這個時代，他們被壓抑、被扭曲、被糟蹋，還有這島上的人的命運，他們一直在準備、等待着一場戰爭。」
這段經歷，鈕承澤說得激動，如同戲裡一直鋪排、突如其來的高潮一樣，讓人心酸。他一直說這是一部「政治不正確」的電影，不符合台灣近年強調的本土性，題材又稍為敏感、不一定能在內地放映，他心中沒有把握，一度想放棄拍下去。「但我放不下，如果今天不拍，大概以後也不會有人拍它，那這段歷史誰會拍？我不覺得有人會拍，因為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那如果我不拍，這段歷史會被遺忘，那些人的心酸永遠不被看見，所以我要堅持下去。」
電影終於上映了，鈕承澤最近又有一些感受，「現在看似豐衣足食，但實際上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崩壞的世界裡，看看非洲、看看中東，那裡每天都有人被炸死，看看我們的民族，明明血脈相連，現在還是充滿分歧，為甚麼會這樣？因為有些傷口從來都沒有癒合過，我們沒有正視過，以為都過去了，但其實一直都在，結從來沒有打開過。」
惟望電影可以打開一扇窗，觀眾得以凝望歷史，去理解、去珍惜當下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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