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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在香港藝術中心agnès b.電影院看了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最抽象晦澀的電影作品-《假面》（Persona，1966）。《假面》自1966年拍成以後，一直都是電影精神分析的範本和電影現代主義討論的熱門電影。法國學者雷蒙．貝魯（Raymond Bellour）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假面》成為現代電影的條件。他考慮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從「第三義」（The third Meaning）以艾森斯坦影片中的畫格（photogramme）提出「顯義」（obvious meaning）與「鈍義」（obtuse meaning），到《明室》（Camera Lucida）轉為「知面」（studium）與「刺點」（punctum）的思維過程，特別將靜止影像具有的時間性、運動特性與凝思性納入電影分析當中。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也曾明確指出《假面》所講述的是電影的「自我吞噬」，而這也正是《假面》作為現代電影的條件。
如果你不懂蒙太奇（Montage）呈現的後現代風格，不太懂《假面》的「物件隱喻」，對於電影探討的「人性」也不太有敏銳的觸覺，我勸你最好就不要碰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作品。你必須像蘇珊．桑塔格懂得從美學角度欣賞這部外表看來生硬尖銳、冷靜殘酷、時而獨立、時而連貫的電影作品。也許英格瑪．伯格曼的任何電影作品都是一首朦朧詩，它要的是「不求甚解」，任何過多的單面化詮釋都是徒勞諷刺的，它是導演內心最幽深的潛意識再現，你不可能完美無缺地解構「他者」的電影作品，這注定是「宿命的敗北」。正如一個現實主義的詩人寫不出「朦朧派」新詩，而一個「口水多過茶」如Woody Allen《Whatever works》式的政治家或哲學家注定有荒誕派的喜劇結尾。
《假面》裡的「物件隱喻」，總能體現一種極端的電影視覺和聽覺效果，如無聲喜劇片的片段（似卓別林的默劇作品）、蜘蛛（是英格瑪．伯格曼早期電影的重要符號，令人想起英格瑪．伯格曼的《對鏡猜謎》）、瑞典冬天陰霾的森林、生銹的欄杆、乾巴巴的死屍、被錘釘到血色斑駁的手掌（象徵基督教）。開頭那個病態的瘦小男孩，起居皆在空病房裡，慘白色的電影畫面令觀眾聯想起停屍間，這病態的小男孩觸摸着一張模糊的女性面龐（代表母體子宮），影片似在探討另一層次的人性問題──「戀母情意結」。
導演刻意營造出一個與世隔絕的病態生存空間，似進入毫無生氣的「無人荒島」，而呈現這個隔離空間的電影符號盡在電影現實與虛構中浮沉，極具美學感觀體驗，令人感受到導演的「極簡主義風格」在這部電影中發揮到極致。英格瑪．伯格曼敏捷地捕捉了兩位女主角Alma跟Elisabeth的孤寂且變態的內心變化，在一個又一個的「物件隱喻」中，她們的人生不斷重疊，不斷交換內心的秘密與身份，Alma跟Elisabeth這兩位「二合為一」的瑞典女人最終一步步邁向自毀的命運。
毫無疑問，導演英格瑪．伯格曼通過《假面》解構自己又重建自己，告別破舊的「停屍間」和「基督教」的陰霾人生階段後，通過隱喻重新定義新的自己。而英格瑪．伯格曼在拍攝《假面》前生過一場大病，影片中「病床上的小男孩」，代表了那時生病的自己，也代表了不安的自己。
《假面》這部電影重新回到探討「人性的命題」。希臘語「persona」的原意就是演員臉上的面具。那就是超離現實才可看穿現實，並徹底打破演員的面具。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潛意識具有能動現實，會使人變得虛偽無助。美國的越南戰爭、猶太人被納粹屠殺、西方文化中的性原罪等，在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中歸納為對「人性的疑惑」。他將這作品當為現實的「persona」，且以「解構」使一切歸於「虛無」，使影片走向「宿命的死亡」。它告訴每一個人總有一天，我們會如此厭倦虛假的人生，而讓「本我」最終擊碎了面具，得到真正的「解脫」才是藝術電影唯一的真理。■文：張心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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