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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熾華
上任將近一年的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醫生，近日開腔評論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對港大《學苑》鼓吹「港獨」的批評時，說「感到少許驚訝」，說他「未看過有關（學苑）刊物不評論內容，但尊重學生會的自主，亦尊重教職員和學生的言論自由」云云。作為大學校長，到任一年，「未看過」在學校和社會興風作浪、散播在香港搞分離主義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港大刊物《學苑》，這是真的嗎？對教職員和學生無心科研和讀書，成為「佔領中環」危害香港繁榮穩定的策劃者、發起者、馬前卒並使港大淪為三流學府，不失職了嗎？馬斐森如果不是扮作政治鴕鳥，就是政客的掩耳盜鈴，更是港大每況愈下的責任人。
說馬斐森扮作政治鴕鳥，乃是他對梁振英《施政報告》批《學苑》感到「驚訝」。馬校長之錯，一是故作「不懂」。講政治、批「港獨」有甚麼好驚訝的？說穿了，是在干預特區政府的施政；二是連《學苑》看都未看就鼓吹「言論自由」，是馬校長「不知」自由是有限制和區間的。
作為英國人，馬斐森應研讀英國哲學家、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的代表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一1873）和英國近代自由主義理論家柏林（Berlin 1909一1997）的自由理論，才能對民主、自由的真諦發表真知評論。首先，穆勒和英國邊沁、法國的貢斯當作為早期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代表，提倡個人的言行擁有自由 ，但他提出：其一，自由是應受到限制的。他在《論自由》中寫道：「如果發表意見的當時情況使它對某種有效行為（指危害社會）構成積極的煽動，即雖發表意見也失去特有的權利」；其二，穆勒把自由分為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生活中主要對個人發表的部分屬於個人，而生活主要對社會關係的部分屬於社會」，危害社會的個人自由即使是個人的「個性自由幸福一個因素」，就應受到社會限制。故《學苑》鼓吹「佔中」和「港獨」，已危害香港社會的營商、投資、上班、上學和發展利益，必然要受到批評和限制，馬斐森和戴耀廷等不可無條件鼓吹言論自由。
其次，柏林更把自由分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提出「我自由」和「公共自由」成反比：個人自由越脹大，公共自由越縮小，這是「消極自由」；而「我的自由空間有多大，取決於外力束縛有多大」即我的「自由」與對我制約有多大成正比。這很容易理解：其一，各行其是，不受約束，結果是暴力解決，可能連命都喪，何有個人自由？其二，鼓吹無政府主義，辱罵警察，但若無政府的公共權威和警察保護，「佔中」定受到攻擊而沒有自由；其三，「港獨」要對抗中央政府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結果是普選沒有法律保障，不能完成。
其三，馬斐森應該明白，香港公民的言論自由是由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予以規定和保障的；而任何國家的憲法都首先規定了該主權國的性質、制度和領土主權不容侵犯、分裂，個人言論自由侵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就是違憲違法，應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懲罰。基本法第一條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故港大學生會和《學苑》煽動分裂國家，作為校長，焉可佯作不知而不懂言論自由有限制的區間？此掩耳盜鈴之癡頑可笑也！
港大由追求學術殿堂的卓越而被部分激進教師、學生政治綁架成為三流「學府」，馬斐森2014年受任於港大敗軍之際，奉命於港大危難之間，不去約束和追究教職員和學生的危害香港社會和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而奢談「言論自由」，不亦失職而要把港大帶入失敗深淵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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