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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的代表作《鐵皮鼓》
二〇一〇年寫完長篇《格林的詞語》後,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2015)說,要將「畫畫」當作一個新的開始。那之後,他寫得越來越少,畫得卻越來越多。格拉斯晚年的水彩畫,大多描摹德國鄉間景致,用色明亮,不再充斥着《鐵皮鼓》的震顫和壓抑以及《蟹行》中行文用筆的動盪磨折了。就像他的德國同鄉、作家黑塞在世道混雜時退守田園習畫種花一樣,格拉斯在獲諾獎名利俱收的人生高點選擇默默退離,轉入繪畫的語境中探求並發掘,倒也頗有些中國古代隱士「乘桴浮於海」的聰慧豁達。
職業是畫家,寫作乃自學
關於文畫兼修,格拉斯並非個例。善作文章又習得幾筆好畫的作家,在古代有蘇軾有趙孟頫諸人,近代也不乏泰戈爾、卡夫卡、托爾金和汪曾祺等。這些性情和生活環境迥異的名家,畫風也自然不乏差別。卡夫卡的鋼筆畫和他的文章一樣,灰暗,清冷,有種說不出的壓抑;泰戈爾的畫與詩都很飽滿,情緒開合大,不避諱不躲閃;至於汪曾祺,恬淡慣了,作文寫畫都有種深秋裡北京胡同閒坐聊家常的舒服,旁人想仿還真是仿不來的。
格拉斯對於繪畫和視覺藝術的喜愛,並不是晚年才培養出的喜好。小學的時候,他在美術老師的指導下練習鉛筆畫,十三歲那年已然立下「以繪畫和雕塑為終生事業」的夢想。後來,二戰爆發,夢想遭擱淺。好容易熬到戰爭結束,當時是德國海軍潛艇兵的格拉斯離開戰俘營興沖沖去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報了名,卻又在數月後被告知學校停課,只能往礦區工作。環境艱苦,他卻因此練就一手雕刻本事,為他後來進入柏林藝術大學學習雕塑打下基礎。其後,格拉斯因《鐵皮鼓》和《狗年月》等出名後,還曾去到柏林藝術學院當了幾年主席,無怪他自己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的職業是畫家,寫作其實是自學的。」
契合心靈的創作
俄國文學批評家巴赫金曾在《想像的對話》一書中提到「chronotope」這個概念。在書中,巴赫金將其形容為某種時間和空間的綜合體,並將「chronotope」置於小說和史詩等文本中分析。在我看來,「chronotope」提供了一個關於「時機」(timing)的學理上的讀解。這詞在語意和現實情境中強調的,不外是「碰巧我也在」和「偏偏就是你」之類近乎奇跡般的緣分。其實,我們如果回望格拉斯過去半個多世紀的創作歷程,不難發現他每一階段的創作風格--不論小說抑或畫作--都是與作家彼時彼處的心境兩相契合的。
上世紀四十年代尾,格拉斯在復課後的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學習版畫,深受德國表現主義版畫家奧托.潘科克影響。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是二十世紀初流行於歐洲的藝術流派,它有意忽視寫實的具象的描摹,強調創作者對於心緒和情感的直陳。那時候的德國出現了一批表現主義畫家,包括馬爾克和鮑默等。他們的畫大多顏色鮮艷且色彩間衝撞強烈,不講求構圖的理性和平衡,常用誇張扭曲的人體和物件表述心情。受此風格影響的格拉斯在創作上也試着拋開平衡和謹嚴,將情緒的高低起落放大至極限。
於是,在一九五九年的《鐵皮鼓》、一九六一年的《貓和鼠》以及一九六三年的《狗年月》(合稱「但澤三部曲」)中,讀者在文本中見到的意象大多是誇張變形甚至離奇荒誕的,比如《鐵皮鼓》中只有三歲孩童的身高卻像成年人一樣思考的奧斯卡,以及《狗年月》中的白骨山和黃粉幼蟲。同樣地,作家在這一時期的畫作中,也充斥着誇張、變形和無休止的對抗。格拉斯常用剪刀和長針這樣鋒利的意象,且有意忽視寫實,令到那些鉛筆畫和版畫看上去凌亂無秩序,很有些恐慌和蕭條的意味。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格拉斯開始動筆寫《比目魚》。這本洋洋灑灑五十萬字的小說借用了格林童話中《漁夫和他的妻子》的故事。在童話中,漁夫那貪婪的妻子試圖用比目魚完成自己全部的心願,而在格拉斯的小說中,比目魚成為某種符號及隱喻。在前西德審判法庭上,這條魚講述了九位廚娘的故事,並透過這些故事反映兩性不平等這一從古至今都未曾改變的令人遺憾的事實。書中的比目魚走出童話語境,成為過往千百年裡罪惡和醜陋的見證。在牠身上,失望和絕望交替,現實與虛構交織。書中那句「比目魚吻了我的嘴,因此我的靈魂無家可歸」也被格拉斯具象化為一件雕塑。作品中,比目魚貪婪地試圖去吻身旁的女人,女人的眼睛裡沒有眼珠,空洞地敞開着。
與世界握手言和
如果說格拉斯的青年和中年時代一直在憤怒和掙扎,那麼一九九九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的他,漸漸放下那些因外部環境強加於己身的過分熾烈的情緒,轉向內在向自身觀照。這老人依舊叼着煙斗,偶爾在報上撰文批評以色列政府和核武器等等,但他的畫風再不是當年凌厲甚至囂張的樣子了。他開始畫水彩,用極溫柔的表情和筆調,描述自己生活的周遭。一棵樹,一片雲,等等。正像黑塞用水彩畫描摹故鄉並試圖從自己的作品中尋找倚靠和安全感那樣,格拉斯晚年的水彩畫中,依稀是七十多年前其童年習作的模樣。
這位一輩子努力着扼住命運咽喉的作家和鬥士,終於在耄耋之年默默放下過往的怨怒哀傷種種,以一位畫家而非作家的姿態,與這不完美的世界握手言和。
我不由想起貝多芬晚年那五首弦樂四重奏,褪去「英雄」交響曲和「皇帝」鋼琴協奏曲中的角力和掙扎,用「漸癒病人對神的感恩節聖歌」式筆法,留下宛如墓誌銘一般的生之終曲。■文: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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