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認為，翻譯時，特別是「原文若是上乘的作品，你不可能忽視它的標點。」他具體而微地說道：「下標點，是為了節奏，強迫讀者跟你一起換氣。一般寫法：雨下了很多天。我沒有辦法回家。第三天起來一看，雨仍然在下。可是換一種寫法：第三天起來一看，雨，仍然在下。讀者在逗號前停下，這場雨就顯得重要了。『大家都去，我不去！』、『大家都去，我，不去！』兩個逗號，強調出個『我』。要控制讀者的節奏，就要控制他的呼吸。」

余先生還特別提到：「因為我是讀外文系出身，英文的長句，只要語法明確，轉折的地方可以不用標點。一個主句出來，後面可以跟着一連串形容詞子句。所以，那時候我一個長句寫下來，轉折時都不用標點。後來，我悟到，中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氣，英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法。」

余先生舉當代作家為例：「學者的文章好用大段落，但古龍的小說，兩三句話就是一段。他是給你看鏡頭，這邊一個鏡頭。」他還以張曉風的散文為個案：「她寫散文，轉折較快，而我的散文一段很長，後面很短；或者長段之間，中間突出一句話的分量，單獨成段，非常惹眼。在同一段裡，長短句的運用也是同理。長句用多了，偶爾來句短句，力量強勁。短句用多了，也可以插上長句。句子有長短才有變化，段落亦然。」

至於說到他自己寫的文章《風吹西班牙》，他第一段就是一句話：「若問我西班牙給我的第一印象，立刻的回答是：乾。」他表示，「這是變化。民國初年的作家不會思考這些問題，都是均速行文，文氣平穩。」

余先進一步地說，談到美文，「比較感性，標點用得愈多，節奏愈緩慢，用得少，讀者便一路讀下去。幾個句子併在一起，強迫讀者讀下去，或者多打標點，頓挫陡峭。這番苦心，讀者可未必發覺。」　　

余先生一再強調翻譯風格，對譯者而言，至為重要：「翻譯什麼像什麼，句子、字詞，乃至文氣都給重現出來。平白的譯得平白，疙瘩的跟着它起疙瘩，因為不是創作，而是在介紹。」

余先生說：「譯詩我字斟句酌，但戲劇就不一樣了。戲劇是演出，針對的是觀眾。詩或散文縱然普及，可真正坐下來，是一個人在讀，讀不懂，明天再讀。然而，成千上萬的觀眾聚首一堂，演員、劇作家只有一次講俏皮話的機會，台下接不上：『對不起，你再講一遍』，那就失敗了」。

余先生指出：「戲劇翻譯得愈透明愈好，那是給觀眾聽的。詩，我是譯給個人讀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