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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彥：作為置身海外的詩人，兩岸政局對您有什麼影響？
鄭：當時內地正在鬧文化大革命，台灣許多文化界的人都覺得台灣這樣的寫作環境是很寶貴的，當時大家寫了些作品，覺得應該加強台灣的一種安定的力量。
到美國以後，我的想法慢慢又有轉折，因為中國的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過去太局限在台灣的問題上。
所以那時又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文化大革命，因為海外一般知識分子覺得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幾千年封建社會得到改變的一個轉機。
當然真實的內容和結局並非如此。
寫這樣的作品，便是為一種社會的使命感。只是在另一方面，因我從小就相信藝術 - 文學裡的藝術性，我覺得我們中年一代的詩人，是應該有一種使命感，但這種使命感並不是政治的，而是藝術上的。
我們無論表現任何主題，假如形式上不成功，那麼，所有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我後來寫詩，就試圖把現代詩表現技巧所有的可能性，盡量的展現出來，這些技巧可以表現任何的主題，只是你的技巧能否達到某一種程度。
彥：有人把您稱作「浪子詩人」，這是否說您在詩歌中刻意表現一種浪子精神？
鄭：許多人也寫文章談我的作品，我認為很少能夠真正觸及到我的寫作精神和中心所在。因為我小時是在抗戰中長大，所以我接觸到中國的苦難、人民流離失所的生活。
我把這些在精神反芻的潛意下，屢屢寫進詩裡，有人更叫我做「浪子」。而在積極方面影響我童年的和青年時代的，更多的是傳統的任俠精神，如果提升到革命的高度，就變成烈士、刺客的精神。
這也是我詩中主要的一種內涵，從頭貫穿到底，沒有變。
彥：又有人覺得您的詩是柔美婉約的，應屬婉約派，您說呢？
鄭：有許多學者，他們並沒有真正理解現代詩的技巧所在，節奏感和音樂性的奧妙沒有辦法探討出來，所以便說我是婉約派。其實我的詩的語言，很多詩是安靜簡練，而又剛性的，只是作了詞的舒緊、綿頓的音樂安排，所以顯得婉約，當然也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寫的是比較婉約些罷了。但有些人喜歡那種東西，所以就叫我婉約派。
台灣並沒有所謂婉約派、豪放派，因為在台灣有左派傾向的詩人沒有一個像過去新四軍那樣，真正在前線作戰，如何寫得出豪放的詩？
一些標榜「愛國」的反共詩人也沒有人像蘇東坡直諫皇帝而被放逐的豪情，亦無陸游、辛棄疾那樣允文允武的事功，更談不上像岳飛、文天祥那樣有着驚天地、泣鬼神的一生際遇了。
現在的所謂豪放派的詩，就是使用別人的文學豪放語言，做成豪放的假象，如真真實實地寫詩，就沒有所謂的豪放派了。
倒是台灣有一種安靜的詩和嘈雜的詩，那種安靜的詩便被人誤會成是一種婉約，因為安靜，真正的一種抒情的語言是安靜的。
此外，有些人寫得很嘈雜，是指他寫的詩在語言的安排上不好，也許詩人的氣質如此。
台灣在今天只有真實的詩和造作的詩，或者說是安靜的詩和嘈雜的詩，並沒有什麼婉約派和豪放派。（說鄭愁予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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