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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火
彥：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台灣的鄉土派詩人「返復現象」？
鄭：現在台灣的吳晟，他寫的詩就有早期艾青的鄉土味的感覺，或是受艾青影響的其他詩人的鄉土感覺。這個完全是他本身的一種變化，而剛好也是一種交叉。
彥：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新詩還在兜圈子，並沒有前進？
鄭：文學也是一個形式的問題，在這個形式上是兜圈子。台灣的現代詩，從紀弦他們到現在，已經發展到相當的一個地步，因為內地沒有經過一段時間，所以一些探索中的年輕人重複上世紀三十年代以前的啟步時期，像顧城等人的詩，就是這樣。
因為多少年來台灣受現代詩的影響，新一代詩人啟步的正好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艾青所啟步的。
不是整個台灣的詩人都這樣，一部分還在走他們自己的道路。
彥：您年輕時涉獵過中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新詩，您對那時的新詩有什麼意見？
鄭：我很年輕時就覺得中國的新詩有許多的缺憾，除了少數幾個詩人之外，讀新詩得不到滿足。語言上面缺憾是嚴重的，因為使用語言的能力不夠，平凡化了詩的藝術成就，還有意象比較呆滯、受制，不夠活躍。
在抗戰時，大家寫抗戰詩，詩流於口號，因為語言的不成功，我覺得許多的感情，不是很深沉的，多是一種很激動的泛情。
以上這個訪問雖然是多年前做的，但是現在讀來，仍然很有參考價值。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鄭愁予在香港城市大學舉辦了「鄭愁予談現代詩」公開講座，談到他的詩歌創作歷程，可以與上面的訪問互為補充。
鄭氏特別提到他寫的第一首詩歌《礦工》的背景。他從少年時代開始寫詩，寫於一九四八年的處女作是《礦工》。
當時他就讀於英國教會在北平辦的名校，成績好的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升讀燕京大學。
學校實行的是英國人的教育方法，非常嚴格，學生平日不能離開學校，只能在星期六晚上，當家長的信送到學校，門房把你的名牌翻過來，你才能回家去，翌日便要回到學校，他就是這樣度過了兩年。
暑假的時候，鄭氏和同學一起去放地炮，他看見礦工的小孩在煤礦門口玩，等待父親出來，回去後便寫了第一首詩《礦工》，第二天參加北京大學的暑期文藝營時交給老師。
鄭氏常自稱：「我是抗戰的兒童」。他第一本詩集便是抗戰的產品，那是他十六歲自費出版的《草鞋與筏子》。
多年後，鄭氏在台灣一個音樂會回憶時說：「草鞋是我們戰士抗戰的時候，沒有皮靴穿；過河時沒有船，就當地砍竹子，編成筏子過河，所以我用這個意象寫了我的第一本詩集，可見我心裡顧念的是民族、國家、命運。」
此後鄭氏又說：「我抒情的層次逐漸地增加了，但和一般寫作的人相反的是，我不是從個人走向公眾，而是從公眾走向自己。後來都收在《草鞋與筏子》詩集裡，帶到台灣之後燒掉了。那些紙頁燒掉了，卻在寫詩的歷程上得到某種新生，重寫之後，復活了的面貌就是所謂的愛情詩。」（說鄭愁予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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